中国收缩城市识别与特征报告

摘要

城市收缩已成为与城市扩张同样普遍的世界性城市现象。受人口老龄化、低生育率、去工业化与经济重构等多重因素驱动，全球收缩城市数量持续增加，对以增长为导向的传统城市规划与发展模式构成重大冲击。中国在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同样出现收缩现象：基于第六次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对比，学者识别出数十至百余个收缩城市，其中既包括普通地级市，也包括哈尔滨、乌鲁木齐等省会（首府）城市[1]，收缩城市多分布于秦岭—淮河一线以北地区，东北地区集中度最高[2]。长江中游城市群作为连接东中西部的重要增长极，涵盖湖北、湖南、江西三省，以武汉、长沙、南昌为核心城市，其发展规划与"十四五"实施方案被国家发展改革委列为区域协调发展的重点任务[3]。然而，在城市群核心区保持人口与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非核心区却出现较严重的收缩现象，形成"核心增长、外围收缩"的悖论格局。这一独特样本使长江中游城市群成为研究中国城市收缩的典型区域，也为验证多维识别方法提供了理想场景。

传统收缩城市识别方法局限于单一人口指标，以常住人口变化率为核心判定依据，容易造成"一刀切"的判断，难以捕捉城市收缩的多维本质。城市收缩不仅表现为人口减少，还涉及经济衰退、用地萎缩等多重维度，仅凭人口单一维度会遗漏"经济收缩但人口未明显收缩"或"用地收缩但人口未明显收缩"的城市，即所谓"潜在收缩"。本报告基于人口、经济、用地三维指标体系，运用多维标度法（MDS）将高维指标压缩为低维空间坐标，在保持城市样本间距离关系的前提下实现数据降维，再结合K-means聚类算法对收缩状态进行无监督分类，对长江中游城市群28座地级及以上城市及市辖区、县（县级市）尺度的收缩状况进行系统识别[4]。研究数据以第六次、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及历年统计年鉴为主，兼顾住建部门建设统计与县域尺度的社会经济数据，将单维人口识别的局限转化为多维综合判别的优势，以揭示收缩的多维本质与空间格局。

识别结果显示，长江中游城市群收缩呈现明显的多维性与区域集中性。在地级及以上城市尺度，28座城市中有10座出现收缩，其中黄冈、荆州、咸宁、襄阳等集中于湖北境内；在更细尺度上，15个市辖区和64个市辖县出现收缩，县域层面收缩单元数量远多于市辖区，表明收缩在基层单元上分布更广[5]。从收缩状态看，可识别出人口收缩主导型、用地收缩主导型以及人口、经济、用地全面收缩型三类，各类型在收缩维度与程度上差异显著[6]。从空间格局看，收缩呈"核心城市内部局部收缩、外围城镇成片收缩、边缘城镇点状增长"的总体特征，可进一步划分为全域型、边缘型、交错型三种空间类型：全域型城市以黄冈、荆州、咸宁、襄阳为代表，城市全域普遍收缩并连绵成片；边缘型城市以荆门、宜昌、孝感为代表，收缩集中于城市边缘而中心相对稳定；交错型城市以常德、黄石、益阳为代表，收缩与非收缩区域交叉分布[7]。收缩强度沿"核心—外围"梯度递增，湖北境内收缩强度总体较高，湖南、江西相对较低。

从多维度特征看，收缩城市的人口、经济、用地呈现协同收缩态势。人口维度上，收缩城市常住人口持续减少，青少年人口大幅下降、老龄人口明显增加，人口结构呈现老化趋势，按常住人口口径收缩城市占比为38.71%，按夜间灯光增长率口径测算则达41.94%[8]。经济维度上，收缩城市经济总量增长放缓或负增长，第二产业就业人口占比增长最快但附加值提升有限。用地维度上，用地收缩主导型城市建成区面积增长停滞或缩减，收缩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整体偏低，主要表现为低效和中低效，年均增长1.89%，与非收缩城市仍存在差距[9]。县域尺度上，2012—2021年间识别出120个人口收缩单元、58个经济收缩单元，综合人口与经济两维识别出收缩县域单元37个，其中仅1个为市辖区，其余均为县及县级市，收缩呈团块状分布特征[10]。各类型收缩城市的主导维度各异，全面收缩型城市的收缩强度与广度显著高于单一维度主导型城市。

收缩的驱动机制分析表明，核心城市集聚效应与"虹吸效应"、产业结构调整中的"衔接失序"、人口老龄化、生态环境与政策导向四类因素交互作用，共同推动收缩格局的形成与演化。核心城市对周边要素的持续集聚加剧了区域发展不协调，传统产业衰退与新兴产业培育不足导致就业承载力下降，劳动年龄人口外流与老龄人口留守构成双重压力，生态污染影响城市宜居性，规划资源配置的非均衡性进一步放大了空间差异。四类因素并非孤立作用，而是通过"人口流失—经济衰退—公共服务下降—进一步流失"的正反馈循环自我强化，使收缩一旦形成便具有路径依赖特征。与东北地区、成渝地区及全国收缩城市的比较显示，长江中游收缩呈现"增长极内部收缩"的独特性：其收缩规模相对较小、类型相对轻型化，多处于增长极内部的非核心区，而非全面的区域衰退，政策应对须因地制宜，避免照搬资源型地区经验。

基于识别结果与机制分析，本报告提出收缩治理的系统性政策框架：其一，按人口收缩主导型、用地收缩主导型、全面收缩型实施分类治理，分别以提升宜居性与吸引人才回流、精明收缩与存量优化、系统性转型与产业重构为重点；其二，针对全域型、边缘型、交错型空间类型实施差异化空间策略，优化城市规模与公共服务供给；其三，加强区域协调与跨城协作，打破"核心增长—外围收缩"的恶性循环，建立利益共享与补偿机制；其四，推进低效用地再开发与存量更新，探索绿色转型与生态修复路径；其五，优化收缩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应对人口老龄化压力，关注留守人口生活质量，推动收缩治理从"被动应对"走向"主动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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