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县域经济标杆研究报告

摘要

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本盘与压舱石。2023 年，全国县域地区生产总值合计 48.3[1] 万亿元，占全国 GDP 比重约 38.3[2]%，2024 年进一步增至约 51.5 万亿元[3]。全国 2800 多个县域承载着约一半的国土面积与大量人口，其中千亿县已达 62 至 63 个[4]，百强县以仅占全国约 2%[5] 的土地面积和 7%[6] 的人口规模创造了超过 10%[7] 的 GDP 总量[8]。县域经济之重，既体现在总量占比，也体现在工业承载（约 48%[9] 的工业贡献）与消费增量（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速连续 36 个[10]月高于城镇）[11]。2025 年 8 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明确“分类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县域经济的战略能级持续抬升[12]。

本报告从全国县域中遴选 35 个[13]标杆样本，按“头部标杆型—模式典型型—逆袭潜力型”三维筛选模型组织研究，样本覆盖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四大板块 15 个[14]省份。报告全景呈现了县域经济的版图：2025 年赛迪百强县榜单中，东部 67 席、中部 18 席、西部 12 席、东北 3 席，江苏 25 席居首、浙江 15 席次之、山东 12 席第三，入围门槛为 GDP 不低于 600 亿元[15]、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不低于 20 亿元[16]；昆山（2025 年 GDP 5615.34[17] 亿元）连续 22 年位居百强县榜首，江阴（5272.18[18] 亿元）以 66 家[19]上市公司领跑县域资本市场，晋江（3861.8[20] 亿元）以传统产业品牌化跻身县级行政单位前三[21]。

基于三十五个样本的规律提炼，报告提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五大成功基因”：一是产业集群化，昆山以 8000 亿级电子信息集群构建产业底盘，涟水把巨石玻纤单点项目培育成链式新材料集群，迁安以 6 家全流程钢企、24 家深加工企业和 158 家配套企业织成完整钢铁产业链[22]；二是创新驱动化，昆山以四大质量创新联合体组织集群创新，迁安自主研发“钢铁大模型”落地 45 个应用场景[23]；三是区域协同化，苏南强县背靠上海都市圈、博罗惠东承接大湾区外溢、肥西长丰对接合肥“芯屏汽合”布局[24]；四是品牌价值化，晋江把鞋服做成超 3000 亿元集群与 51 家上市公司，仁怀把酱酒做成千亿生态、酱酒产能占全国约 70%[25]；五是治理现代化，涟水以“涟快办”实现项目审批 20 日内零跑腿办结，晋江以“不叫不到、随叫随到、说到做到、服务周到”滋养民营经济[26]。

报告还考察了县域经济的“新势力”阵营。宁乡实现百亿级企业从零到五的突破，邳州用四年“无中生有”培育百亿级产业，当涂以三大产业集群站稳皖江县域第一方阵；嘉善依托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将制度性区位转化为投资吸引力，博兴以“五榜齐上”展现均衡治理能力。这些样本与百强县榜单上的常青树共同说明：县域竞争的格局远未固化，700 亿元以上县域接近 150 个的后备池，意味着下一轮百强县的洗牌已经开始[27]。

样本的版图同样是理解县域经济的关键。头部标杆篇显示，2025 年百强县前十为昆山、江阴、张家港、晋江、常熟、慈溪、龙口、太仓、宜兴、长沙县，江苏独占 6 席并包揽前三；昆山从“拆笔记本”到“拆飞机”完成产业跃迁，江阴以 66 家[28]上市公司构建产融闭环，晋江以“六个始终坚持”将晋江经验写入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29]。模式典型篇显示，义乌 2025 年市场总成交额 3606.9[30] 亿元、连续 35 年领跑全国，进出口总额 8364.87[31] 亿元、出口增长 24.1[32]%；慈溪智能家电产业集群入围工信部特色集群名单，乐清、诸暨分别在低压电器与袜业珍珠赛道占据全国性份额[33]。区域崛起篇显示，迁安 2025 年钢铁集群营收突破 1841 亿元[34]、精品钢材比重超 46%[35]，博罗 6 年百强位次累计上升 28 位，惠东首次上榜百强县[36]。黑马与未来篇则提示，700 亿元[37]以上县域接近 150 个[38]，中部与西部是百强县扩容的主战场[39]。

报告同时归纳了从贫困标签走向振兴标杆的“三条逆袭路径”：资源驱动型向可持续发展转型（迁安的钢铁绿色转型、神木的煤化工延链）、产业承接型借势区域辐射（长沙县、博罗、涟水承接都市圈产业外溢）、特色深耕型把单品做到极致（仁怀酱酒、古蔺现代农业、陇县奶山羊）。涟水 2019 年脱贫摘帽、2025 年即跻身百强县第 86 位，三年连跨三个百亿级台阶；金寨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025 年首次突破 2 万元、同比增长 6.8%，大湾村年接待游客 75 万人次——贫困标签不是命运的判决书，产业造血能力与治理定力才是逆袭的真正密码[40]。

样本的光环之下，县域经济面临四类共性挑战：土地与劳动力成本上升，低成本要素红利正在消退；环保与“双碳”约束，迁安的钢铁转型、慈溪的“两项整治”表明环境要求已成内生约束[41]；人才与创新资源不足，百强县以 5% 的县域数量贡献了县域 40% 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头部与底部创新落差仍在扩大[42]；区域竞争同质化，赛道趋同与招商内卷推高重复建设风险。对此，报告提出四条政策建议：分类指导、差异化定位与精准施策；产业链思维，从招商引资转向招商选资；创新生态，以“借智”而非“引智”的方式接入都市圈创新网络；人的城镇化，留住人、吸引人、成就人，落实“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部署[43]。

县域经济的“中国方案”，最终落脚在产业、制度与人的协同之上。产业集群化提供规模与就业，创新驱动化提供升级动能，区域协同化提供外部红利，品牌价值化提供利润结构改善，治理现代化提供制度确定性——五大基因在不同县域以不同组合出现，构成县域高质量发展的完整工具箱；三条逆袭路径则为追赶型县域提供了从“标签”到“标杆”的路线图。三十五个样本的版图与密码，为全国 2800 多个县域提供了一份可对照、可借鉴、可验证的发展参照系。

总论：中国县域经济的“版图与密码”

县域是中国经济版图中最庞大、也最容易被低估的基本单元。全国 2800 多个县域（含县、县级市）承载着约一半的国土面积与大量人口，县域经济总量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长期保持在 37%[1] 以上，2023 年达到 48.3[2] 万亿元、占比约 38.3%[3]。2025 年赛迪顾问发布的《2025中国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显示，百强县以仅占全国约 2%[4] 的土地面积和 7%[5] 的人口规模，创造了超过 10%[6] 的 GDP 总量，以 5%[7] 的县域数量贡献了县域 26.5[8]% 的 GDP[9]。县域经济之重，由此可见一斑。本报告从全国县域中遴选出 35 个[10]标杆样本，试图回答三个问题：中国县域经济的最高水平长什么样？一个县如何在一个领域做到极致？贫困县如何跨越“贫困陷阱”实现逆袭？

县域经济的战略地位：中国经济的基本盘与压舱石

县域经济的体量与韧性，决定了它作为“基本盘”与“压舱石”的角色定位。从总量看，2024 年全国县域地区生产总值合计约 51.5[11] 万亿元，较 2016 年的 33.1[12] 万亿元增长超过五成，年均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3]；另据《中国县域高质量发展年度指数报告》口径，截至 2024 年底中国县域经济总量已达 54 万亿元，县域 GDP 从 2012 年的 27.8[14] 万亿元增长至 2024 年的 54 万亿元，十二年接近翻番[15]。从结构看，县域是我国工业体系的重要承载地，约有 1869 个[16]县域以占全国 38.35[17]% 的经济总量和 48%[18] 的工业贡献，构成国民经济的坚实底座[19]。县域的消费潜力同样可观：县域商业建设行动实施以来，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速已连续 36 个[20]月高于城镇，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增量来源[21]。

县域还是就业与民生的基本承压单元。对多数中西部县域而言，县域经济直接决定当地农民能否“就近就业、就地增收”——2025 年中央一号文件部署“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支持发展就业容量大的富民产业，促进农民就近就业增收”，正是对这一功能的制度确认[22]。与此同时，县域也是创新要素下沉的薄弱环节：百强县以 5% 的县域数量贡献了县域约 30% 的二产增加值、规上工业企业数量与 40% 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数量[23]，头部与底部的创新落差，正是县域经济内部结构分化的缩影。认识县域经济，既要看到总量之“重”，也要看到结构之“差”，这决定了本报告样本选取的谱系设计。

县域还是城镇化下半场的主战场。2025 年 8 月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分类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并部署“适时调整扩大经济规模大、人口增长快的县级市和特大镇经济社会管理权限”[24]。这意味着县域不仅是经济单元，更被纳入国家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制度框架，承载着吸纳农业转移人口、优化城镇体系布局的战略功能。县域经济在国家战略中的能级持续抬升，正是本报告研究的现实背景。

从研究视角看，县域经济具有独特的样本价值。与城市经济相比，县域经济单元体量适中、边界清晰、政策工具齐全，几乎是天然的“政策实验室”：一个县可以在五年内完整检验一套产业政策、一种治理模式或一条发展路径的成效。昆山的产业链招商、晋江的政商关系、涟水的营商环境改革、金寨的乡村振兴体系，本质上都是在中国县域这个制度容器里进行的长期实验[25]。因此，县域经济研究的意义不仅在于理解 2800 多个县域本身，更在于从这些“实验”中提取可迁移的制度知识——这正是本报告将三十五个样本置于统一分析框架下的方法论初衷。

百强县格局演变：区域分布、产业结构、入围门槛变化趋势

百强县榜单是观察县域经济格局最直接的窗口。2025 年 7 月，赛迪顾问在“2025县域经济创新发展论坛”上发布《2025中国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及百强县榜单，评选设置“双门槛”：地区生产总值不低于 600 亿元[26]、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不低于 20 亿元[27]，并从经济实力、发展潜力、智造能力、城镇活力、富裕合力五大维度设置 35 项指标综合评价[28]。从入围门槛看，百强县经济规模由 2015 年的 7.4[29] 万亿元增加至 2023 年的 12.6[30] 万亿元，十年涨幅接近一倍，门槛水涨船高的同时，县域头部阵营的整体能级也在系统性抬升[31]。

区域分布上，“强县强省”特征显著。2025 年百强县中，东部地区占 67 席、中部地区 18 席、西部地区 12 席、东北地区 3 席[32]；分省份看，江苏 25 席居首、浙江 15 席次之、山东 12 席第三、湖北 8 席列全国第四[33]。前十名中江苏独占 6 席并包揽前三位，昆山市、江阴市、张家港市、晋江市、常熟市、慈溪市、龙口市、太仓市、宜兴市、长沙县构成头部方阵[34]。值得注意的是，广东作为经济第一大省仅 3 席（博罗、四会、惠东）且均在后 50 位，反映其县域经济能级与省域经济地位存在错位[35]；山西、甘肃、宁夏、广西、黑龙江、吉林、青海、新疆、西藏、海南 10 个省份没有县域进入百强，区域分化的纵深可见一斑[36]。

2025年赛迪百强县区域分布

数据来源：赛迪顾问《2025中国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2025年7月发布

产业结构上，百强县呈现二产、三产“双轮驱动”格局：县域二产增加值占比约 40%[37]，制造业是多数百强县的基本盘[38]。千亿县阵营持续扩容，2024 年 GDP 超千亿元的县域达 62 个[39]，2025 年中郡研究所监测增至 63 个[40]，其 GDP 总量超过 10 万亿元、占全国经济总量的 7.99%[41]。其中昆山（5380.17[42] 亿元）、江阴（5126.13[43] 亿元）率先突破 5000 亿元[44]，与张家港、晋江、慈溪、长沙县、义乌共同构成 7 个[45] GDP 超 2000 亿元[46]的“超强县”[47]。

头部县域的消费能级同样值得关注。赛迪顾问县域经济研究中心分析师指出，超强县正成为国际品牌抢滩下沉市场的“第一站”，其人均消费水平与县域商业基础设施已接近甚至超过部分地级市，超强县所在区域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持续快于全国平均水平[48]。这意味着百强县不仅是生产单元，也正在变成消费单元，其“生产—消费”双轮结构进一步强化了县域经济的内循环韧性。从位次变动看，榜单并非静态：湖北大冶实现“三年三进位”，从 2023 年第 57 位升至 2025 年第 53 位；广东博罗自 2020 年首次上榜以来连续六年进位，累计上升 28 位；涟水两度上榜成为江苏最年轻的全国百强县——榜单的流动性说明县域经济竞争仍然激烈，进位路径具有可复制性，这正是后续篇章逐一拆解的出发点[49]。

入围门槛的变化趋势，折射出县域经济竞争的“水涨船高”。从总量分层看，5000 亿元[50]以上县域从无到有、2000 亿元[51]以上县域从个位数扩张到 7 个[52]、1000 亿元[53]以上县域扩容至 62 至 63 个[54]、800 亿元[55]以上县域超过 100 个[56]、700 亿元[57]以上县域接近 150 个[58]，县域经济的金字塔结构正在整体上移[59]。分区域看，千亿县仍高度集中于东部，但中部湖北、安徽等省的百强县数量与位次持续改善，西部陕西、贵州、四川等省也有县域进入百强，县域竞争从“东部独舞”走向“多点开花”[60]。门槛抬升的另一面是追赶难度加大：600 亿元[61] GDP 与 20 亿元[62]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双门槛”，意味着后来者必须在经济体量与财政质量两个维度同时达标，单纯的规模扩张已不足以入围，这为判断“下一个百强县在哪里”提供了标尺[63]。

本报告的选样逻辑与研究方法论

本报告采用“三维筛选模型”从全国县域中选取三十五个样本：一是头部标杆型，即百强县榜单头部与长期霸榜的“常青树”，回答“最高水平长什么样”；二是模式典型型，即在一个领域做到极致的“单项冠军”，回答“如何做到极致”；三是逆袭潜力型，即从贫困标签走向振兴的样本与处于上升通道的“新势力”，回答“如何变强、下一个百强在哪里”。样本覆盖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四大板块 15 个省份，既包含 GDP 超 5000 亿元的昆山、江阴，也包含 2019 年才脱贫摘帽的涟水、大别山深处的金寨，形成从“天花板”到“起跑线”的完整谱系（见表 1-1）。

研究方法上，本报告以公开统计数据与政府公报为基础，结合权威榜单（赛迪、中郡等）与官方政策文件，对每个样本县域的产业路径、制度安排与增长逻辑进行案例解剖，并在样本之间做横向比较与类型归纳。具体而言，研究分为三个层次：微观层面对样本县域逐一建档，中观层面按“头部标杆—模式典型—区域代表—逆袭样本—黑马新势力”五个类型进行组内比较，宏观层面将样本置于全国县域经济的总量与结构变迁中定位。数据期以 2025 年为主，部分指标采用 2024 年及最新可得数据，统计口径差异在正文中注明。

本报告的创新之处，不在于提出新的县域经济理论，而在于样本设计的“全谱系”覆盖与规律提炼的“证据链”方法：每一个规律判断都对应具体的样本案例与数据来源，避免空泛论断；每一种模式提炼都包含边界条件的说明，避免经验照搬。报告遵循“描述—解释—启示”的递进逻辑，描述部分呈现三十五个样本的版图，解释部分揭示成功基因与逆袭机制，启示部分则提炼共性挑战与政策建议——三部分环环相扣，共同构成县域经济标杆研究的完整链条。

县域经济成功的“共性基因”初探

对三十五个样本的初步扫描显示，县域经济的成功并非偶然，而是呈现高度可归纳的规律：头部强县普遍完成了从“要素投入”到“产业链集聚”的跃迁，昆山的 8000 亿级电子信息集群、江阴的上市公司集群反哺制造，均是产业集群化的极致演绎[64]；晋江以“六个始终坚持”将传统鞋服产业做成超 3000 亿元的集群，品牌价值化路径清晰[65]；迁安在钢铁产能约束下推进绿色转型，创新驱动与治理现代化的张力始终在场[66]。这些线索指向五大候选“共性基因”：产业集群化、创新驱动化、区域协同化、品牌价值化与治理现代化，其内涵与证据将在总论中系统展开。

初步扫描同样提示了逆袭的三种典型路径：一是资源驱动型向可持续发展的转型，迁安从钢铁独大到绿色多元即为代表；二是产业承接型借势区域辐射，博罗、惠东承接深圳、广州都市圈外溢，肥西、长丰承接合肥“芯屏汽合”产业布局，均属此类[67]；三是特色深耕型把单品做到极致，仁怀把酱酒做成千亿生态、安溪把一片茶叶做成千亿品牌价值，是这类路径的极致形态[68]。这三条路径在样本中反复出现，构成后文第四篇与总论“三条逆袭路径”的实证基础。

从数据面看，三十五个样本的版图呈现出清晰的“梯队结构”：第一梯队是 GDP 超 5000 亿元[69]的昆山、江阴两个样本；第二梯队是 3000 亿元[70]级的晋江、张家港、常熟等；第三梯队是 2000 亿元[71]级的义乌、仁怀与千亿级的慈溪、长沙县、迁安等；第四梯队是百亿至千亿级的追赶型样本（涟水、金寨、博罗、惠东等）[72]。梯队结构的意义在于：县域经济发展的阶段差异不是“先进与落后”的标签，而是“不同赛道、不同工具”的问题——5000 亿级县域思考创新组织，千亿级县域思考产业集群，百亿级县域思考赛道选择。本报告对样本的分析严格遵循这一梯队逻辑，避免用同一把尺子衡量所有县域。

从“看强者”到“学方法”再到“看趋势”，三十五个样本的价值不止于榜单位次：头部强县证明县域可以拥有全球级产业话语权，单项冠军证明极致化可以撑起千亿生态，逆袭样本证明贫困标签可以被产业造血撕掉，新势力证明窗口期仍在眷顾有准备的县域。接下来的五个篇章将逐一解剖这些样本的路径与机制，最终回到一个共同的问题：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中国方案”由什么构成。

第一篇 头部标杆：百强县的“天花板”与“常青树”

中国县域经济的最高水平长什么样？2025 年赛迪百强县榜单给出了一个直观的答案：昆山、江阴、张家港、晋江、常熟、慈溪、龙口、太仓、宜兴、长沙县占据前十席位，其中江苏独占 6 席并包揽前三[1]。头部强县以两种代表性路径登上“天花板”：一条是以昆山、江阴为代表的苏南外向型产业链集聚之路，另一条是以晋江为代表的本土传统产业品牌化之路。两者一“链”一“牌”，共同定义了县域经济的最高水平，也划定了后来者追赶的坐标系。

第一章 苏南双子星：昆山与江阴

2025 年，昆山市地区生产总值达 5615.34[2] 亿元、同比增长 5.8[3]%，连续四年站稳 5000 亿元[4]台阶，并连续 22 年位居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市榜首[5]。支撑这一体量的是超级工业底盘：2025 年昆山规上工业总产值突破 1.3[6] 万亿元、同比增长 4.9[7]%，总量与增量均居苏州市首位、占苏州比重达 26.6%[8]。全市 3.5[9] 万家工业企业之上，生长出 8000 亿级电子信息与 3000 亿级装备制造两大核心集群，并沿着智能网联汽车、具身智能、低空飞行器等新兴赛道继续扩张[10]。

昆山的产业跃迁，被概括为“从拆笔记本到拆飞机”。早年昆山以笔记本电脑代工起家，将全球供应链的组装环节嵌入本地；随着代工利润摊薄，昆山向产业链上游的设计、核心零部件与整机品牌攀升，电子信息集群从千亿级扩张到 8000 亿级，并在航空航天、高端装备等新赛道落子。这一跃迁的背后，是“产业链招商—集群化配套—创新联合体”的层层递进：昆山围绕龙头项目引进上下游配套企业，形成“龙头引领、链式配套”的产业生态，再以质量创新联合体的方式组织产学研协同攻关——多家链主企业与高校院所组建联合体，围绕关键共性技术设立攻关课题，把单一企业的技术需求转化为集群的公共研发供给。产业能级的持续抬升，使昆山在电子信息全球供应链中从“组装车间”进化为“产业枢纽”。

昆山的产业体系已形成清晰的梯次结构。在“2+3+3”新兴产业体系下，新一代电子信息与高端装备制造构成主导产业双柱，智能网联汽车、具身智能、低空飞行器三大新兴赛道提供增量，高端食品、时尚创意、消费医疗等特色产业充实生态[11]。这一结构的意义在于：主导集群提供规模与就业，新兴赛道提供增长与估值，特色产业提供韧性——三个层次的组合，使昆山在电子信息行业周期波动中依然保持 5.8% 的增速与 5000 亿元以上的体量。头部县域的“天花板”，从来不是单一产业的极限，而是产业组合的管理能力。

支撑昆山持续进化的，还有一套制度化的创新组织方式。昆山围绕重点产业链组建四大质量创新联合体，由链主企业牵头、上下游企业与高校院所共同参与，聚焦质量提升与共性技术攻关；这种联合体的关键创新在于把“质量”从企业个体行为升级为集群公共事务——统一的检测标准、共享的试验平台、联合的攻关课题，使 3.5 万家工业企业中大量中小配套企业无需自建研发体系，也能接入集群的创新网络。昆山的经验表明，头部强县在规模天花板之上还有一层“创新组织天花板”：产业生态的竞争，最终是创新组织方式的竞争。

与昆山同处苏南的江阴，走的是另一条路。2025 年江阴市地区生产总值达 5272.18 亿元，2026 年初随着盛合晶微半导体过会，江阴境内外上市公司总数达到 66 家，上市公司数量在县域中领跑全国百强县[12]。“中国资本第一县”的称号，对应的是上市公司集群对制造业的反哺机制：江阴本土制造业企业依托资本市场完成技改扩产与并购整合，上市公司的治理规范与融资能力又反向推动传统产业升级，形成“产业出利润、利润养资本、资本壮产业”的产融闭环。盛合晶微半导体所在的集成电路赛道，正是江阴以资本撬动新产业的最新尝试——从传统制造到先进封装，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帮助县域在产业周期切换中保持动能[13]。据统计口径，全国共有 6 个县 GDP 超 3000 亿元，江阴是其中体量第二大的县域[14]。

两种强县模式，异同皆明。相同处在于：都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都以制造业为立县之本，都保持十年以上的高位稳定增长。不同处在于：昆山的引擎是“外资+产业链”，依托外向型经济嵌入全球电子供应链，产业集群的规模效应是其护城河，风险在于外部需求波动与供应链外移；江阴的引擎是“民企+资本市场”，本土企业家群体与上市公司集群构成其核心资产，产融互动是其制度特色，风险在于传统产业占比高、新赛道培育依赖资本耐心。一个向外求链，一个向内求资，两种路径殊途同归——都把县域经济的上限推到了 5000 亿元量级，也都把“如何守住天花板”作为下一个命题。

2025年赛迪百强县前十位（2024年GDP口径）

数据来源：赛迪顾问《2025中国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榜单

第二章 晋江经验：传统产业品牌化的县域样本

如果昆山、江阴代表“无中生有”的产业跃迁，晋江则证明了传统产业同样可以登顶。1978 年，晋江还是典型的农业穷县，地区生产总值不足 1.5 亿元，面对“八山一水一分田”的资源禀赋，晋江人从盘活“三闲”（闲房、闲资、闲散劳动力）起步发展手工作坊和乡镇企业[15]。到 2025 年，晋江地区生产总值达 3861.8 亿元、位列全国县级行政单位第三，综合经济实力连续 32 年居福建省县域首位，改革开放以来 GDP 增长 2663 倍[16]。

“晋江经验”的提炼，始于 2002 年：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长的习近平同志六年间七下晋江调研后，将晋江实践概括为“六个始终坚持”与“正确处理好五大关系”，核心逻辑是“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协同——既尊重市场规律，又发挥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引导和服务作用[17]。2026 年 3 月，“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写入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晋江经验从一地实践上升为国家制度安排[18]。

晋江的产业密码，是传统鞋服产业的品牌化升级。晋江拥有超 8000 亿元[19]的工业底盘，形成 1 个[20]超 3000 亿元[21]（鞋服）、1 个[22]超 1000 亿元[23]（纺织）、2 个[24]超 500 亿元[25]（建材、食品）的产业集群矩阵[26]；97%[27] 以上的企业是民营企业，超 9 万家民营企业、51 家[28]上市公司构成产业主体，民营企业创造的产值、税收、就业岗位占比均在 90% 以上[29]。

品牌化是晋江产业升级的主线。改革开放初期，晋江企业以“三来一补”代工起步，产品贴上别人的商标出口；进入 21 世纪，晋江企业集中启动自主品牌战略，一批企业从贴牌工厂转向品牌运营，安踏从代工模式转型为品牌化、创新化发展，成为民族体育品牌标杆；盼盼食品在困境中得益于政府主动对接帮扶，印证了“有为政府”对市场主体的护航作用[30]。品牌化带来的直接效应是价值链地位的跃升：同样的鞋服产能，代工环节只分享个位数百分比的利润，品牌环节则掌握定价权与渠道话语权。晋江由此实现“制造基地”向“品牌之都”的跨越，“中国鞋都”“世界夹克之都”等区域品牌与安踏等企业品牌互为背书，形成“区域品牌+企业品牌”的双轮结构[31]。

尊重企业家、弘扬“爱拼敢赢”的企业家精神，是晋江区别于其他县域治理的最鲜明特征。“不叫不到、随叫随到、说到做到、服务周到”的政商关系，为民营经济提供了制度化的生长土壤[32]。在“晋江经验”的表述中，“始终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发展经济”与“始终坚持加强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引导和服务”并列，指向一种有边界的政府行为：市场能做的交给市场，市场失灵的制度供给由政府补齐。这一治理哲学贯穿晋江数十年产业政策的连续性——从鞋服到食品再到智能装备，政策工具箱始终围绕民营企业转型的痛点迭代，而非追逐风口重新洗牌。

站在“十五五”门槛上，晋江经验的更新版本指向“生态建设”。区域竞争已从“拼资源、拼政策”转向“拼服务、拼生态”，政府角色从资源配置者转向生态构建者：晋江推行“企业家+科学家”融合模式、布局离岸创新中心，打破产学研壁垒，为传统产业注入创新要素[33]。2026 年 6 月，晋江召开福建全省县域首个服务民营经济发展大会，出台健全民营经济发展综合服务体系、打造产业友好型营商环境三年行动方案，把国家战略转化为 190 项具体任务，围绕创新、要素、市场、法治、政务五个方面系统重塑服务企业制度体系[34]。从“支持企业”到“建设生态”的演进，既保留了晋江经验尊重市场的内核，又回应了传统产业集群在创新浓度上的先天短板——品牌化解决了利润分配问题，生态化则要解决创新来源问题。这是头部强县共同面对的下一个课题，也是理解晋江经验的当代维度。

晋江样本的量化轨迹，是理解其长期主义的最佳注脚。1978 年晋江 GDP 不足 1.5[35] 亿元，2025 年达 3861.8[36] 亿元，以占福建不到 1/200 的区域面积创造了全省 1/16 的 GDP，综合经济实力连续 32 年居福建省县域首位，超过 72%[37] 的地级行政单位；晋江拥有 8000 亿元[38]工业底盘与超 9 万家民营企业，97%[39] 以上的企业是民营企业，51 家[40]上市公司中多数从本地传统产业中生长出来[41]。从 1978 到 2025 的 47 年间，晋江 GDP 增长 2663 倍，是全国平均增速的 7.9[42] 倍——这种量级的长跑增长，只有把产业政策与企业家精神长期绑定才能实现，也解释了为何“晋江经验”能从县域实践升格为国家规划中的制度安排[43]。

晋江主导产业集群规模（亿元，约值）

数据来源：人民网福建频道关于晋江经验的报道（2026年3月）

第三章 苏南强县群像：张家港、常熟、太仓

苏南强县并非只有双子星，张家港、常熟、太仓以各自的路径共同构成头部强县的“群像”样本。张家港是重工业强县的绿色改造样本：以沙钢集团为代表的钢铁产业曾是县域经济的支柱，在“双碳”约束下，张家港推动钢铁主业向精品化、绿色化转型，与迁安等北方钢铁大县面临相似的命题，但依托民营钢企的灵活机制与长江口岸的物流优势，转型路径更具市场化色彩——减量置换产能、提高精品钢占比、布局废钢循环利用，成为其转型的主线动作。常熟走“两条腿走路”路线：纺织服装这一传统优势产业坚守升级的同时，培育声学产业等新赛道，形成“守正+创新”的双引擎结构——传统产业提供现金流与就业底盘，新赛道提供增长与人才磁吸，两条腿的配速决定了县域转型的节奏。太仓则以“德企之乡”闻名，数百家德资制造企业在太仓集聚形成隐形冠军生态：德企看重的是长期稳定的制度环境、专业化的产业配套与对品质标准的共同尊重，太仓对此的回应是持续十余年的对德合作机制与中德创新平台建设——这种“慢生意”的耐心，恰是许多县域招商引资中最稀缺的治理品质。

值得强调的是，苏南强县群像的背后是长三角一体化的系统支撑。张家港、常熟、太仓均处上海都市圈辐射范围，产业协作、资本流动与人才互通的高度便利，使苏南县域能以县域身份调用都市圈资源——上海的技术溢出、苏州的产业链配套、长三角的资本网络，共同构成苏南强县的外部生态。这一事实同时提示：头部强县的天花板高度，并不完全取决于县域自身的努力，还与所在城市群的能级深度绑定，这为理解中西部县域的追赶难度提供了坐标系。2025 年百强县前十中苏南占五席（昆山、江阴、张家港、常熟、太仓），全国 6 个[44] GDP 超 3000 亿元[45]的县域中江苏占 4 个[46]（昆山、江阴、张家港、常熟）[47]，头部强县的集群化存在，使“苏南模式”成为县域经济研究中无法绕开的现象级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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