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中国次级城市发展指数报告

摘要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在中国城市体系中，位于金字塔尖的超大城市与数量庞大的县域经济之间，存在着一个规模巨大却长期被低估的群体——“次级城市”。在中国33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4座一线城市和15座新一线城市吸引了大多数目光；而在它们身后，30座二线城市、70座三线城市、90座四线城市和128座五线城市，合计约318个次级城市[1]，共同构成了中国城市体系的“腰部”与“底座”。这些城市既非金字塔尖，也非县域以下的基层单元，却是中国城镇化与区域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

次级城市的体量不容小觑。全国城市总数超过2650个，其中城区常住人口10万至100万的中小城市有2554个，含地级建制市主城区191个[2]；二线城市拥有全国近四成的制造业从业人数和近四成的出口额[3]。百强县市和百强区以全国2.77%的国土面积，承载了14.19%的常住人口，创造了20.79%的地区生产总值和8.05%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4]。然而，区域内部失衡同样突出——成渝地区的GDP泰尔指数高达0.68，关中平原的基础设施投资不均衡指数达到0.73[5]。

这引出本报告的核心问题：什么是“次级城市”？应如何科学界定与测度其发展水平？哪些次级城市正在崛起、哪些在收缩？它们面临哪些结构性挑战？面向2030年，次级城市的格局将如何演变？本报告循着“概念界定—指数构建—发展全景—崛起样本—结构性挑战—2030展望”的递进逻辑，为政策制定与投资决策提供参考。

二、核心发现

（一）界定与测度：确立次级城市的操作化口径与SCDI指数体系。本报告将次级城市操作化界定为位于一线、新一线城市之下、县域之上的地级及以上城市，即二、三、四、五线城市共约318个[1]。这一界定融合了国际学术语境中“次级城市”（secondary cities）的理论传统——丹尼斯·朗迪勒里早在1983年即提出以分散的次级城市体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战略[6]——与官方五类七档城市规模分级、市场化的城市线级排行。在此基础上，本报告构建了次级城市发展指数（SCDI）体系，涵盖经济规模与增长韧性、产业结构与升级能力、创新驱动与科技能力、人口与城市活力、开放与区域嵌入、绿色发展与可持续性六大维度共24项指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与熵值法赋权，以2025年为基准年回溯十年趋势，实现次级城市发展的可测度化。

（二）发展全景：整体韧性中的三重分化。2024年，中小城市综合实力指数为77.5，在宏观经济承压背景下显示出较强韧性；投资潜力指数为87.1，工业“压舱石”效应持续增强[4]。但韧性之下分化显著：区域维度，东部持续领跑——昆山、江阴GDP双双突破5000亿元大关[7]，苏锡常等二线城市人均GDP反超广深[8]；中部加速崛起——湖北固定资产投资增速6.5%、规上工业增速5.9%，安徽规上工业增速9%居工业大省前列[9]；西部亮点初显——宁夏灵武市GDP增速达15.4%，居全区第一[10]；东北承压明显——综合实力指数降至69.6，为四大区域最低[7]。类型维度，次级城市呈现城市扩张推动、欠发达农业、资源依赖、制造业驱动、特色经济五类典型形态。

（三）崛起样本：四条差异化突围路径。京山以网球为支点撬动百亿产业——常住人口不足60万的小城建成356片网球场，2025年成为全国首个同时承办WTA125与ATP100职业赛事的县级市，全年吸引315万人次游客、实现旅游综合收入28亿元，并完成20个总投资百亿元的产业链项目签约[11]；永州以连续两年5.6%的GDP增速跑赢全国平均，2025年GDP达2829.58亿元[12]；新兴城市的消费潜力加速释放——盒马2025年一年进入40个新兴城市[13]，温岭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869.47亿元[14]；产业承接为次级城市注入制造动能——随州专用汽车应急产业产值达703亿元、产量连续十年全国第一[15]。

（四）结构性挑战：五重约束制约跃升。核心-边缘失衡方面，投资、品牌、基础设施与贸易高度集中于核心城市，成渝GDP泰尔指数达0.68，区域内部不均衡突出[5]；人口流失方面，东北三省2025年常住人口合计减少72.62万人，2016—2025年十年累计减少约1051万人[16]；产业空心化方面，传统产业衰退与新兴产业培育存在“时间差”，西部电气、非金属、有色行业用电占比虽较2020年提高13.6、6、6.7个百分点，但高端产业仍待成长[17]；创新短板方面，R&D投入强度与高能级平台建设普遍落后于核心城市；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方面，全国每千人口执业（助理）医师3.78人，而西部农村仅2.1人[18]，教育医疗落差依然显著。

三、展望与启示

（一）2030年的四大趋势。其一，区域格局从“单中心”走向“多中心”，城市群内部次级城市将从核心城市的“附属”变为“节点”[19]；其二，特色化、差异化成为生存法则，从“千城一面”到“一城一品”加速转型；其三，产业转移迎来“第二波”，制造业从沿海向内陆、从核心向边缘梯度布局，宜宾动力电池产量已占全国16%、全球10%[20]；其四，数字化与绿色化成为“换道超车”的机会，2025年中小城市绿色发展指数达70.9[21]，数字经济降低了对地理区位的依赖。

（二）必须跨越的三道坎。从“被虹吸”到“被辐射”，打破核心城市对次级城市的资源抽吸效应；从“人口流失”到“人口回流”，逆转人口外流趋势；从“被动承接”到“主动选择”，在产业转移中建立自主产业体系。

（三）结语。次级城市不是“配角”，而是中国经济的“腰部力量”——当次级城市足够强壮，中国城市体系才能从“金字塔型”走向“橄榄型”，从“头重脚轻”走向“腰部坚实”。次级城市的未来不在于“变成核心城市”，而在于“成为更好的自己”：特色化、差异化才是其可持续的生存法则。

引言：中国城市体系的“腰部力量”

中国33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1]，4座一线城市与15座新一线城市几乎吸引了关于中国城市的所有目光[2]。但在聚光灯之外，30座二线城市、70座三线城市、90座四线城市与128座五线城市[3]，共同构成了中国城市体系的“腰部”与“底座”。它们既不是金字塔尖的顶级城市，也不是县域以下的基层单元，而是处于超大城市与县域经济之间的“中间地带”。这些看似“平凡”的城市，承载着中国绝大部分城镇人口的日常生计，聚合着规模可观的产业与市场，是中国城镇化进程和区域经济发展最厚重的基本盘——它们，正是本报告所聚焦的“次级城市”。

“次级城市”之所以能够担纲“腰部力量”，关键在于它在中国城市体系中扮演着独特的“传导枢纽”角色。向上，它承接一线与新一线城市的产业外溢、创新辐射与人口疏解——当核心城市的地价、用工与空间成本高企，制造业产能、区域性功能节点与相当一部分常住人口会沿着交通与产业链网络向外梯度扩散，次级城市正是这股溢出效应最主要的落点；向下，它又以相对完整的公共服务体系和区域市场网络为依托，将城市功能、技术信息与消费需求向周边县域和乡村延伸，带动县域经济融入更广阔的国内循环。承上而启下，这一双向传导机制正是次级城市区别于头部城市与县域单元的本质所在，也是“腰部力量”得以成立的机制基础。

在超大城市与县域经济之间，占中国城市总数绝大多数的次级城市，如何撑起中国经济的“腰部”？要回答这一命题，需先看清中国城市体系的规模结构。

33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线级构成（座）

注：按第一财经“新一线城市魅力排行榜”2025年分级。[4]

把视野从少数头部城市移开，中国城市的“绝大多数”，恰恰是规模不大、声量有限的“腰部”。全国城市总数超过2650个[5]，其中城区常住人口10万至100万的中小城市多达2554个[6]；在这2554个中小城市中，拥有地级建制市主城区的城市有191个[7]。换言之，在中国城市体系中，常住人口不足百万的城市数量占比超过九成。它们分布在大江南北、城市群内外，是新型城镇化的主体空间，也是区域经济循环最基础的组织单元。读懂这些城市，才能真正读懂中国城市化的全貌。

前述中小城市的庞大体量，需要置于中国城镇化“广域展开”的历史进程中方能充分理解。它意味着，中国的城市化并非少数巨型城市的单极突进，而是数以千计的中小城市同步发育、多点开花；每一个中小城市背后，都是一片承接产业、吸纳就业、供给公共服务的区域腹地。中小城市的城区人口区间，恰好落在城市功能由“规模集聚”转向“网络分工”最活跃的能级带——在此能级上，城市既足以支撑起细分产业的专业化集群，又不至于因规模过大而与乡村腹地之间失去紧密联系。因此，中小城市的数量之众，本身就是中国城市体系纵深与韧性的直观写照，也构成了次级城市赖以生长的结构性土壤。

这些中小城市的分布并非杂乱无章，而是与中国城镇化“组团式”推进的空间逻辑深度嵌合。在长三角、珠三角、成渝等城市群内部，中小城市沿交通廊道密集分布，构成都市圈的卫星城与产业腹地；在中西部广大地区，地级市城区与县城则是区域经济增长的“支点”，承担着集聚人口、组织生产、供给公共服务的基础功能。无论身处城市群的“网眼”，还是独立区域的“节点”，中小城市都构成了中国城镇化空间格局的底色。

中小城市的体量，并不意味着它们是无足轻重的“配角”。恰恰相反，正是这2554个中小城市连同处于中间层级的次级城市，撑起了中国经济的纵深。二线城市拥有全国近四成的制造业从业人数和近四成的出口额[12]，是制造业与外贸格局中的“压舱石”；百强县市和百强区以全国2.77%的国土面积，承载了14.19%的常住人口，创造了20.79%的地区生产总值[13]。2024年，中小城市综合实力指数达到77.5，投资潜力指数达到87.1[14]——在宏观经济承压、外部环境复杂的背景下，这一组数值显示出次级城市与中小城市的发展韧性。制造业的根基、外贸的份额、增长的潜力，共同说明：中国经济的“腰部”不是空洞的概念，而是由可观的产业规模与要素密度所支撑的实体。

制造业从业规模与出口份额之所以能累积起如此可观的体量，根植于次级城市在中国产业链中的结构性位置。一方面，它们承接了核心城市“退二进三”进程中转移出的制造环节，并在长期演化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产业集群，成为国内供应链上难以绕开的节点；另一方面，当外部环境波动、全球分工调整之时，次级城市依托相对完整的地方配套与庞大的熟练劳动力储备，往往展现出更强的回旋余地。与此同时，数量可观的次级城市人口共同构成了内需市场的纵深，近年来消费向新兴城市下沉的趋势，所指向的正是这一人口基数蕴含的潜在购买力。产业之实与市场之广相互叠加，共同定义了次级城市在中国经济版图中的真实分量。

然而，“腰部”并非铁板一块。成渝地区的GDP泰尔指数高达0.68，关中平原的基础设施投资不均衡指数达到0.73[15]，区域内部的不均衡同样触目惊心。在核心城市的虹吸与辐射之间，在产业转移与人口流动之中，次级城市的分化正在加剧：有的城市依托特色经济实现逆袭，有的城市因人口流失而活力衰减，有的城市在产业承接中换道超车，也有的城市在转型升级中步履蹒跚。谁在崛起、谁在收缩，取决于城市能否嵌入区域网络、承接产业梯度、培育比较优势。区域内部的失衡，正是次级城市群体内部“分化图景”的深层根源，也是观察其发展质量的重要切入点。

面对这幅图景，一组问题随之浮现：什么是“次级城市”？这一概念在中国城市体系中如何界定？次级城市的发展现状如何——哪些在崛起、哪些在收缩？它们面临哪些结构性挑战？如何构建一套科学的次级城市发展指数，为政策制定与投资决策提供可参照的坐标系？在迈向2030年的进程中，中国次级城市又将呈现怎样的格局？

回答这些问题，既关乎认识，更关乎行动。对政策制定者而言，次级城市是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着力点，其发展质量直接影响新型城镇化的成色；对金融机构与投资者而言，次级城市是下沉布局的“价值洼地”，其增长潜力需要一套科学的度量框架来识别；对广大的城市治理者而言，次级城市如何在核心城市的阴影下找到自己的位置，是普遍而紧迫的现实课题。由此，本报告循着一条递进的主线展开：从概念界定到指数构建，从发展图景到崛起样本，从结构性挑战到2030年展望。界定回答“是什么”，测度回答“怎么量”，图景回答“怎么样”，样本回答“谁突围”，挑战回答“难在哪”，展望回答“往哪去”——层层递进，共同拼出中国次级城市的完整画像。

这一主线并非若干议题的简单拼合，而是依循“概念—测度—图景—样本—挑战—展望”的认识次序逐层推进。概念界定解决“分析对象是谁”的元问题，为全部讨论划定边界；指数构建将概念转译为可比较的定量刻度，使“发展水平”从模糊感知变为可验证的测度；发展图景与崛起样本从总量与个案两个层面相互印证，回答次级城市“表现如何、何以突围”；结构性挑战识别制约因素，2030年展望则把现实观察投射到未来坐标。六个环节环环相扣，前一步的结论构成后一步的前提，整份研究由此既保持内在的逻辑自洽，又使每个环节都能独立接受检验、更新与拓展。

第一章 概念界定：什么是“次级城市”？

1.1 “次级城市”的理论溯源

“次级城市”（secondary cities）并非中国独有的话语，而是国际城市研究中的经典概念，又称“中间城市”（intermediate cities），指在城市体系中位于核心城市之下、承担次级经济与政治功能的城市[16]。这一概念的核心，是承认城市体系并非由少数头部城市独撑，而是由规模、功能各异的多层级城市共同构成。在发展中国家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中，次级城市的角色尤为关键：当资源与人口过度集中于少数“首位城市”时，承上启下的次级城市成为缓解失衡、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变量。

这一思想在20世纪80年代获得系统性的理论化。美国学者丹尼斯·朗迪勒里（Dennis Rondinelli）于1983年出版专著，系统提出“次级城市”发展战略[17]：以地理区位和经济水平为基础，建立分散的次级城市体系，以小城镇作为增进城乡联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中介[18]。这一战略的靶向，正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过度城市化”与“首位城市病”——资源、投资与政策过度集中于少数大城市，而广大的中小城市与城镇网络未能在经济增长中发挥应有作用，城乡之间的断裂由此加深。朗迪勒里的方案，是要在核心城市之外培育一批有承接能力的次级中心，让城市化的红利沿着城市体系梯度扩散。

朗迪勒里理论的核心思想，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城市规模等级是决定发展政策成功与否的关键[19]。次级城市处于城市体系的中间层级，向上承接核心城市的辐射与外溢，向下向农村地区传递城市功能与公共服务；若能在此层级建立合理的城镇体系，便能构建起核心—次级—基层之间的梯度传导机制，推动城市功能向乡村延伸、城乡要素双向流动。这一思想为后世审视城市体系中的“中间力量”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坐标，也直接启发了本报告对“次级城市”的聚焦。

在英文文献中，“secondary cities”与“intermediate cities”两个术语常被交替使用，但侧重略有不同：前者强调城市在等级体系中的次中心地位，后者强调其在城乡连续体中的中介功能。无论何种表述，都指向同一个事实——城市体系的有效运转，不仅依赖少数核心城市的引擎作用，更有赖于次级城市这一“中间层”的枢纽功能。值得注意的是，“次级”一词并不含有贬义，而是对功能位置的客观描述；许多次级城市凭借独特的产业基础、区位优势或文化资源，展现出远超其规模层级的发展活力。这一认识，为理解中国次级城市的多样性提供了开放的理论视角。

需要澄清的是，朗迪勒里所倡导的“分散城市化”，并非否定城市集聚的经济效率，而是反对过度集聚导致的失衡——资源与人口过度集中于少数首位城市，既使广大次级地区无法分享城市化红利，也加剧了首位城市的承载压力。在集聚与分散之间寻求动态平衡，才是分散城市化战略的实质。这一认识在进入21世纪后，进一步上升为全球城市化治理的共同关切。在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进程仍将长期推进，而新增城市人口的落点正越来越多地分布在数量庞大的次级城市而非少数首位城市之上。这意味着，次级城市的承载能力与治理质量，直接关系到数以亿计新市民的就业、住房与公共服务供给；次级城市若无法有效承接人口集聚，城市化进程就可能滑向空间失衡与城市病蔓延。正因如此，国际城市研究与多边发展机构普遍强调“从首位城市转向次级城市”的政策取向，将次级城市视为实现包容、韧性与可持续城市化的重要支点。这一全球视野，既为观察中国次级城市提供了外部参照，也凸显了本报告聚焦“腰部力量”的现实意义。

1.2 中国语境下的“次级城市”

在中国的治理语境中，城市规模首先由官方标准界定。2014年，国务院发布《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20]，以城区常住人口为标准，将城市划分为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五类七档[21]。具体而言，城区常住人口1000万以上的为超大城市，500万至1000万为特大城市，100万至500万为大城市（其中300万至500万为Ⅰ型大城市、100万至300万为Ⅱ型大城市），50万至100万为中等城市，50万以下为小城市。这一口径以人口规模为唯一标尺，为城市分类管理、公共资源配置提供了基础框架，但它并未直接给出“次级城市”的位置——在官方的五类七档中，“次级城市”分散于大城市与中等城市之间，缺乏统一的身份标识。

与官方标准互补的，是市场研究领域的城市分级。第一财经“新一线城市魅力排行榜”以商业资源集聚度、城市枢纽性、城市人活跃度、新经济竞争力和未来可塑性等五大维度[22]，对33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进行综合排名[23]，将其划分为一线城市4座、新一线城市15座、二线城市30座、三线城市70座、四线城市90座、五线城市128座[24]。这一分级虽非官方标准，却因贴近市场感知、反映商业要素与人才的流动方向而获得广泛采用，成为企业布局、消费研究与人才流动经常援引的通行坐标。它也为“次级城市”的识别提供了一个相对清晰的清单：处于一线与新一线之下的二至五线城市。

在学术研究中，次级城市通常被理解为大区域系统中核心城市之外的较小城市实体，多见于以单一中心为主的城市体系[25]。与官方“五类七档”的规模标尺和市场榜单的商业化排序不同，学术意义上的次级城市更强调城市在区域网络中的功能位置——它们既是核心城市辐射的承接者，也是连接广大腹地的组织节点。在成渝地区、关中平原等城市群内部，次级城市与核心城市之间的功能分工与要素联系，正是区域研究关注的重点。

三种维度各有所长、互为补充：官方标准提供治理层面的基准框架，市场榜单捕捉商业与人才流动的即时感知，学术研究则刻画区域网络中的功能关系。三者共同勾勒出中国城市分级的多棱镜像，也共同暴露出一片被忽视的“中间地带”：在头部城市与县域之间，存在一个规模庞大但长期缺乏系统研究的城市群体。它们既不像一线城市那样被反复书写，也不像县域那样受到政策与市场的集中关注，却在宏观格局中占据举足轻重的位置——这正是本报告所要聚焦的次级城市。

三个口径的差异，根植于它们各自的服务目的与度量逻辑。官方标准服务于行政分类与资源配置，故选取人口规模这一最便于统计、最具刚性约束的指标作为唯一尺度；市场榜单服务于商业选址、消费研究与人才流动的观察，故采用能够刻画商业要素集聚与流动方向的多元指标；学术界定服务于区域结构与功能研究，故更注重城市在区域网络中的相对位置而非绝对规模。口径不同，用途各异，彼此之间也存在潜在的张力：一座城市可能在官方口径中属于“大城市”，在市场榜单上却位列较低线级；一座商业活力充沛的城市，在区域功能分工中可能仍处于从属地位。正因如此，任何单一口径都无法独立完成对“次级城市”的完整界定，唯有将三者并置对照、相互校核，才能在治理、市场与研究的多重视角之下，逼近对中国城市体系中“中间地带”的准确把握。

1.3 本报告的“次级城市”界定

综合官方、市场与学术三个维度的界定，本报告提出次级城市的操作化定义：在中国城市分级体系中，位于一线城市和新一线城市之下、县域之上的地级及以上城市——即二线城市、三线城市、四线城市与五线城市，共约318个[26]。这一界定将次级城市从抽象的概念转化为具体的城市集合，使后续的发展图景描摹、指数构建与趋势研判成为可能。

这一定义以五重依据为支撑。其一，经济规模上，次级城市多为区域经济的中等规模单元，既具备产业承载能力，又未形成绝对意义上的要素集聚；其二，人口规模上，次级城市的城区常住人口通常高于县域、低于核心城市，处于典型的“中间人口区间”；其三，行政层级上，次级城市以地级及以上建制为主体，拥有相对完整的城市治理体系与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其四，区域辐射能力上，次级城市在各自都市圈或城市群内部承担次级中心功能，是区域网络的节点而非终点；其五，与核心城市的空间关系上，次级城市与一线、新一线城市保持密切的要素流动与产业分工，既承受虹吸，也分享辐射。五个维度相互印证，共同构成一条可操作、可比较的界定边界。

据此，本报告的次级城市覆盖范围为30座二线城市、70座三线城市、90座四线城市与128座五线城市，合计318个[27]。这一口径将“次级城市”从笼统的学术概念转化为可测度、可比较、可追踪的分析对象，也为构建次级城市发展指数划定了清晰的测算边界。需要说明的是，318个并非一个封闭的集合——随着城市能级的动态变化，城市在分级序列中的位置可能调整，但以二至五线城市界定次级城市的基本口径，为跨年度比较提供了稳定的框架。

之所以采用“线级+行政层级”的双重标准划定边界，而非诉诸单一维度，源于对可操作性与稳定性的双重权衡。单以行政层级划分，县域与地级市的界限固然清晰，却难以反映城市之间真实的发展落差——同属地级建制的城市，商业能级与要素集聚程度可能相去甚远；单以线级划分，虽贴近市场感知，却会随榜单的年度调整而产生口径漂移，不利于跨年度的纵向追踪。将两者结合，既借助线级识别“实际发展意义上的腰部”，又借助行政层级保障“治理结构意义上的完整”，从而在动态变化与横向可比之间取得平衡。这一取舍，也解释了本报告为何在众多可能的划界方案中，最终选择以二至五线城市构成的次级城市样本集合作为分析对象。

318个次级城市的线级构成（座）

注：按第一财经“新一线城市魅力排行榜”2025年分级。[28]

需要强调的是，318个次级城市并非均质的整体。从东部沿海到中西部内陆，从制造业重镇到资源型城市，次级城市内部的分化程度，往往不亚于其与核心城市的差距。有的次级城市人均产出已反超一线城市，有的仍在产业转型中艰难求索；有的城市人口持续流入，有的城市面临收缩压力。界定概念、明确范围，只是认识次级城市的起点；如何把这一概念转化为可操作的度量工具，系统地刻画其发展水平与演进方向，将是下一步必须回答的问题。

第二章 指数构建：次级城市发展指数（SCDI）体系

对约318个次级城市的发展水平进行系统测度，首先需要回答"测什么、怎么测、依据什么来测"这一基础问题。[1]次级城市发展指数（SCDI）在系统梳理国内外既有城市评价体系的基础上，构建了以经济规模与增长韧性、产业结构与升级能力、创新驱动与科技能力、人口与城市活力、开放与区域嵌入、绿色发展与可持续性六大维度为骨架、每个维度下设四项指标的原创测度体系，力图把次级城市这一数量庞大、异质性强的城市群体，从"可以描述"推向"可以测度、可以比较、可以追踪"，为其发展状态的识别与诊断提供统一的量化标尺。

2.1 指数构建的理论基础

城市评价并非从零开始，既有研究机构和市场机构已经积累了大量可资借鉴的成熟框架。其中，中国中小城市发展指数研究课题组与国信中小城市指数研究院依托《中国中小城市发展报告》绿皮书构建的中小城市高质量发展指数，是与次级城市在研究对象上最为接近的年度评价体系。[2][3][4]该指数围绕综合实力、绿色发展、投资潜力、科技创新、新型城市化质量、建制镇综合实力六个维度展开，将"高质量发展"从宏观政策话语转化为可量化的评价指标，并坚持年度连续发布，形成了跨度十余年的动态观察序列。从最新测算结果看，2024年中小城市综合实力指数为77.5、投资潜力指数为87.1，表明中小城市在宏观经济承压背景下仍保持较强的发展韧性，也验证了多维度指数化评价在操作层面的可行性。[2][5]这一框架为SCDI提供了两个层面的参照：在维度设计上，"综合实力—绿色发展—投资潜力—科技创新—新型城市化质量"的划分思路直接启发了SCDI对发展质量的多侧面拆解；在组织方式上，年度滚动更新、绿皮书连续发布的机制，则为SCDI的长周期追踪提供了制度样本。

学术研究中针对次级城市的评估框架，为SCDI提供了方法论上的深层支撑。自丹尼斯·朗迪勒里提出以次级城市体系推进分散城市化战略以来，"次级城市"研究逐步从概念界定走向实证测度，形成了以城市规模、社会活力、创新能力、产业结构、区域嵌入、绿色转型六个维度刻画次级城市发展状态的评估传统。[6][7][8]这一框架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不是孤立地评价单个城市的规模位次，而是将次级城市置于区域城市网络之中，重点考察其与核心城市之间的功能分工、要素流动与竞合关系。在SCDI的维度设计中，开放与区域嵌入、人口与城市活力两个维度即直接吸收了上述"关系性"视角——次级城市的发展质量，不仅取决于自身禀赋，更取决于其在更大区域网络中的节点地位。

市场机构发布的城市排行榜，则提供了侧重"吸引力与可塑性"的互补视角。第一财经"新一线城市魅力排行榜"以商业资源集聚度、城市枢纽性、城市人活跃度、新经济竞争力、未来可塑性五大维度，对全国33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进行年度评估，并以分线方式刻画城市的商业魅力格局。[1]相比官方与学术框架偏重"发展水平"，这一体系更侧重城市对人口、资本、品牌等流动性要素的吸引能力，以及城市面向未来的升级空间，评价结果直接服务于消费、投资与人才流动的市场决策。SCDI在设置人口与城市活力、开放与区域嵌入等维度时，吸收了其中"活跃度""连通性""可塑性"的观察视角，使指标体系在反映发展水平之外，也能刻画城市的发展动能与潜在势能。

不过，三类参照体系在提供借鉴的同时，也各自存在需要扬弃的局限。中小城市高质量发展指数样本重心偏向县域与建制镇，评价单元以县（市）为主，地级次级城市的规模层级与功能分工未被充分凸显；学术评估框架指标多偏概念性与结构性变量，量化颗粒度较粗，难以支撑覆盖数百个城市的年度比较；第一财经排行榜评价重心偏向消费活跃度与枢纽连通度，对制造业基础、财政自给与绿色转型等发展质量核心侧面覆盖不足。SCDI的应对之道在于"取三家之长、补三家之短"：以学术框架确立理论骨架，以官方指数夯实统计口径与制度连续性，以市场排行榜补充活力与连通性视角，并将评价单元收敛到地级及以上的次级城市，在可比性与现实相关性之间取得平衡。

综合上述三类参照体系，SCDI的构建遵循三项基本原则。其一，突出"发展质量"导向而非单纯"规模"排序，既考察经济总量，更注重产业结构、创新能力与绿色转型等质量维度。其二，兼顾静态水平与动态趋势，以基准年的横截面对比刻画相对位次，以十年时间序列追踪刻画演进方向，两者互为补充。其三，立足次级城市发展实际，聚焦其与核心城市之间的相对差距和自身的跃升能力，指标选取不求面面俱到，而求与次级城市面临的真实问题高度相关。由此，本报告最终形成了六维度、每维度四项指标的原创测度体系，其理论谱系可归纳如下。

2.2 指数体系的六大维度

SCDI由经济规模与增长韧性、产业结构与升级能力、创新驱动与科技能力、人口与城市活力、开放与区域嵌入、绿色发展与可持续性六个维度构成，各维度下设四项指标，合计24项指标。六个维度在逻辑上形成两个层次：经济规模与增长韧性、产业结构与升级能力、创新驱动与科技能力构成"产出—结构—动能"的经济内核，回答"经济成色如何"；人口与城市活力、开放与区域嵌入、绿色发展与可持续性构成"人口—开放—环境"的支撑系统，回答"发展能否持续"。两个层次相互咬合，共同覆盖次级城市发展质量的主要侧面。

SCDI六大维度框架

维度一 经济规模与增长韧性。该维度以GDP总量与人均GDP衡量经济总量与人均产出水平，以GDP增速及波动性刻画增长动能与抗扰动能力，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反映财政自给与政府调控能力，以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观察资本扩张态势。四项指标的回答逻辑是：次级城市的经济"底盘"有多大、增长是否稳健、自我造血能力是否足够。经济规模是次级城市一切发展功能的物质基础，而增长韧性则决定其在宏观经济波动中能否保持定力，是衡量"腰部力量"是否坚实的第一块试金石。就具体指标而言，人均GDP剔除了城市规模差异对总量比较的干扰，使不同体量的城市可在同一尺度上衡量人均产出；GDP增速及波动性则从"快不快"与"稳不稳"两侧刻画增长质量，避免单一年份高增速掩盖长期波动风险；财政与投资指标进一步反映自我造血与资本动员能力。

维度二 产业结构与升级能力。该维度以二产与三产占比及变化观察产业结构的演进方向，以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衡量实体经济的"压舱石"作用，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占比刻画新动能产业的成长性，以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反映产业分工的深化程度。四项指标共同聚焦次级城市能否摆脱"低端锁定"、沿价值链向上攀升的核心命题。对于多数以制造业或资源型产业见长的次级城市而言，产业结构是否具备升级能力，直接决定了其在区域分工中是处于被动承接还是主动选择的位置。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单独设项，在于最能反映实体经济"压舱石"作用、防止产业空心化；战略性新兴产业占比与生产性服务业水平则分别从新动能成长与分工深化刻画升级空间，三者结合可同时观察"存量升级"与"增量培育"。

维度三 创新驱动与科技能力。该维度以R&D经费投入强度衡量研发投入力度，以高新技术企业数量表征创新主体的集聚程度，以专利授权量反映创新产出成果，以高校与科研机构数量刻画创新源头的供给能力。四项指标覆盖了"投入—主体—产出—源头"的创新全链条。创新是次级城市与核心城市差距最为悬殊的领域之一，也是其能否实现"换道超车"的关键变量；将该维度纳入体系，意在承认创新能力的短板制约，同时为观察其逐步改善提供量化通道。高新技术企业数量与专利授权量的选取尤为关键：前者衡量创新主体在市场培育中的存量成果，后者反映创新从投入到产出的转化效率，二者与R&D经费投入强度形成"投入—主体—产出"的闭环验证，避免仅以资金投入或单一年度产出片面评价创新能力。

维度四 人口与城市活力。该维度以常住人口规模及变化观察人口基本盘，以人口净流入/流出率刻画城市的人口集聚能力，以城镇化率及提升速度反映城镇化进程，以城市建成区面积及扩张速度表征空间承载与扩展态势。人口是城市活力的最直观表征，也是次级城市与核心城市差距最为敏感的一环。将人口维度纳入指标体系，既能反映城市对就业与生活的吸引力，也能捕捉人口流失等结构性风险在数量层面的变化。常住人口规模刻画城市基本盘，人口净流入/流出率捕捉要素流动方向与强度；城镇化率及提升速度兼顾存量水平与进程快慢，建成区面积及扩张速度表征空间承载与扩张质量，四项指标由"人的规模"到"城的空间"逐层递进，完整刻画城市活力的人口维度表现。

维度五 开放与区域嵌入。该维度以进出口总额及增速衡量经济外向度，以实际利用外资反映资本开放水平，以区域交通基础设施连通性考察次级城市与核心城市、城市群的物理联系，以信息可见度与网络连通性刻画其在数字空间中的存在度。该维度强调次级城市不是孤立的行政单元，而是区域网络中的节点：其发展机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与外部世界的连接密度，交通与信息连通性在数字时代尤为关键。进出口总额与实际利用外资分别衡量货物贸易与资本流动两个层面的开放水平，构成"贸易+资本"双通道观察；区域交通连通性考察物理空间链接密度，信息可见度与网络连通性刻画数字空间呈现能力，形成"硬连接"与"软连接"并举的开放图谱。

维度六 绿色发展与可持续性。该维度以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反映环境质量状况，以单位GDP能耗衡量资源利用效率，以森林覆盖率刻画生态本底，以绿色消费与污染治理水平表征绿色转型的实际行动。绿色维度既关乎次级城市的生态禀赋与宜居品质，也关乎其在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面临的环境约束。将绿色维度纳入评价体系，体现了"发展质量"不仅包含增长的数量，更包含增长的可持续性。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反映居民可感知的环境质量，单位GDP能耗衡量资源投入的经济效率，森林覆盖率刻画生态本底，绿色消费与污染治理表征制度设计与行为落地力度，从"环境状态—资源效率—生态存量—治理行动"四个层面完整覆盖绿色转型全过程。

六维结构的设计，兼顾了经济发展水平与发展质量、短期增长与长期可持续、内部能力与外部联系之间的平衡。在指标选取上，SCDI坚持"可得、可比、可追踪"三项标准：全部指标均以公开统计口径为基准，在次级城市样本内均可获取；指标定义在各城市间保持一致，以支撑横向比较；指标口径能够回溯至2015—2025年，以支撑时间序列的纵向追踪。这使SCDI不仅是一个静态的截面评价，也是一个可持续累积的动态观测框架。

2.3 数据来源与测算方法

SCDI的指标数据主要来自四类渠道。一是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及各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提供GDP、人均GDP、财政、投资、人口、进出口等基础宏观数据；二是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的城市建设统计年鉴，提供建成区面积、市政设施等城市建设数据；三是各省（区、市）统计公报及部门统计资料，用于补充地级及以下城市的分项数据并进行交叉核验；四是高校与科研机构公开发布的学术数据库，为创新产出、绿色发展等细分指标提供数据支撑。上述渠道共同构成SCDI的数据底盘，其中官方统计年鉴与统计公报承担主体作用。我国以城区常住人口为主要口径的城市规模划分标准，为SCDI样本框的划定与城市间数据的可比性提供了制度基础。[9][10]

在样本选取上，SCDI沿用本报告对次级城市的操作化界定，覆盖位于一线、新一线城市之下、县域之上的二、三、四、五线城市，合计约318个。[1]需要说明的是，我国中小城市总数达2554个，其中大量为县级市及县域单元；SCDI聚焦于行政层级为地级及以上、统计基础相对完整的次级城市样本，以兼顾数据可得性与评价可比性。[11]对于个别指标在部分城市缺失的情形，采用同类城市均值或上级行政区数据予以补充，并在数据说明中标注处理方式。

在赋权与合成上，SCDI采用主成分分析法（PCA）与熵值法相结合的技术路线，这一组合的选择基于明确的统计逻辑。一方面，24项原始指标之间普遍存在相关性，直接加总会产生信息重复与权重失真；主成分分析法通过对指标相关结构进行分解，提取出若干相互独立的主成分，实现降维并保留原始指标的大部分信息，从而解决"指标冗余"问题。另一方面，赋权需要保持客观、可复现；熵值法依据各指标的信息熵确定权重，指标在样本间的离散程度越大、所含信息量越高，其权重越大，从而避免主观经验赋权的随意性。两者分工互补：主成分分析处理指标间的关系结构，熵值法处理权重的客观确定。测算前，对全部指标进行极差标准化处理，正向指标与逆向指标分别采用不同的标准化方向，以统一量纲、消除极端值影响。

具体测算流程分为四个步骤。第一步指标标准化：对正向与逆向指标分别采用极差标准化，将不同量纲的原始数据映射至0至1区间并消除极端值影响。第二步主成分提取：基于标准化矩阵分解指标相关结构，提取累计方差贡献率达标的主成分，按载荷识别各指标重要程度。第三步熵权计算：依据信息熵确定权重，样本间差异越大、信息熵越小、权重越高，在保持客观性的同时凸显对城市区分度有实质贡献的指标。第四步加权合成：将主成分结果与熵权逐层结合，加权合成为维度指数与综合指数，以百分制输出。这一"先降维、再定权、后合成"的路线，既回应了多指标体系普遍存在的共线性问题，又保证了权重的客观可复现性。

SCDI按年度更新，以2025年为基准年，并回溯2015—2025年十年间的数据以刻画发展轨迹。对个别年份的数据缺口，采用相邻年份线性插值与增长率外推相结合的估计方法，并在数据说明中逐项标注。测算结果以百分制形式呈现，既支持次级城市之间的横向比较，也支持单一城市的时间纵向追踪。需要强调的是，SCDI的数值用于反映各次级城市的发展水平与演进方向，其价值在于比较与诊断，而非为城市排序"定名次"。年度更新的意义在于使指数成为观察次级城市发展的"动态仪表盘"，每一年的新数据都会滚动进入测算，及时反映产业结构调整、人口流动与开放格局的最新变化；十年回溯则提供了一个可对照的基期，使短期波动与长期趋势得以区分，便于识别各城市处于持续跃升、稳步夯实还是相对徘徊的不同阶段。

受统计口径与数据可得性的限制，SCDI仍存在一定局限：部分细分指标需以代理变量表征，个别城市的创新、绿色数据以省级或区域水平近似。随着统计制度的完善与城市层面数据的丰富，指标项与权重均可动态调整。SCDI的定位是一个开放、可扩展的测度框架——它把次级城市的发展状态转化为可比较、可诊断的量化信号，为识别各次级城市所处的发展阶段与比较优势提供统一标尺。

第三章 发展全景：次级城市的“分化图景”

借鉴SCDI指数体系的六维视角、并以中小城市发展指数为经验参照，次级城市的发展图景远非一个平均数所能概括。作为连接超大城市与县域之间的“腰部力量”，次级城市的整体状况直接关系到全国城镇化的质量与区域协调的水平。2024年，全国中小城市综合实力指数为77.5[1]，在宏观经济承压的背景下延续上升态势，显示出次级城市群体较强的增长韧性。但平均值往往遮蔽了结构：区域之间、类型之间、城市之间的发展落差同样清晰可辨。整体韧性、区域分化与类型分化三重视角相互叠加，共同构成次级城市发展全景的完整结构。

3.1 整体态势：韧性中的分化

总量韧性：指数连续提升。中小城市综合实力指数的持续上行，是次级城市在外部压力下保持发展定力的直观写照。2024年，全国中小城市综合实力指数达77.5[1]，投资潜力指数同步升至87.1[2]。投资潜力指数长期领先于综合实力指数，说明次级城市在要素成本、产业配套与市场空间上的比较优势依然突出，仍是产业投资布局的重要承载地。与此同时，工业的“压舱石”效应持续增强：依托长期积累的制造业基础，次级城市在产业链供应链调整中承接了大量生产性环节，既支撑了自身的经济运行，也成为稳定全国工业增长的重要力量。从结构看，次级城市的工业不仅体量可观，而且在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绿色能源、食品加工等细分领域形成了一批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产业集群，为居民就业与财政增收提供了坚实支撑。工业基础的厚度，正是次级城市抵御外部波动、维持发展定力的根本所在。

这种韧性的形成并非偶然，而是根植于次级城市独特的制度与结构基因。其一，工业的“压舱石”作用具有结构性稳定意义。与高度依赖外贸或资本市场的城市不同，次级城市的产业结构以基础工业、民生制造与生产性配套为主，装备制造、食品加工、绿色能源等细分领域的需求刚性较强，受外部市场周期性波动的传导相对有限，因而能够在宏观经济承压时期保持相对平稳的产出与就业，扮演“自动稳定器”的角色。其二，内需导向的结构为韧性提供了纵深。次级城市的增长更多依托国内市场，出口依存度总体低于沿海一线城市，外部需求收缩的冲击被天然削弱；同时，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持续推进、县域商业体系不断完善，居民消费与基础设施投资成为可预期的内生需求来源，为增长提供了稳定的基本盘。其三，政策托底为韧性构筑了制度屏障。从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稳步提升潜力地区城镇化水平，到培育省域副中心城市、促进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一系列顶层设计把次级城市置于国家区域战略的关键位置[16]；“十五五”规划建议进一步明确促进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加快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17]，为次级城市承接辐射、补齐短板提供了持续的政策输入。三重支撑环环相扣，使次级城市在宏观压力下依然保持了指数上行的发展定力。

结构分化：核心与边缘的落差。韧性的底色并未抹平内部差距。横向比较，核心城市在经济增长动能、科技创新能力、区域嵌入深度等维度上显著优于次级城市，城市体系内部的“核心—边缘”结构依然刚性；即便在次级城市群体内部，不同区域、不同发展路径的城市之间也呈现明显梯度。全国综合实力指数77.5的平均值，在很大程度上由东部领跑城市抬升，而处于转型阵痛期的东北地区综合实力指数仅69.6[3]，为四大区域最低。整体看，韧性是群体的共同底色，分化则是群体的结构特征——这正是次级城市发展全景的第一重判断。从指数内部的维度拆解看，分化更多体现为增长质量的差异：东部领跑城市在科技创新与区域嵌入维度上优势明显，而部分中西部城市在人口活力与产业结构维度上仍存短板。这种维度层面的错位，意味着次级城市未来的追赶不会是简单的总量扩张，而必须在结构升级与动能转换上实现突破。

全国与东北次级城市综合实力指数对比

注：综合实力指数为2024年口径，东北为四大区域最低。数据来源：中国中小城市发展指数研究课题组、国信中小城市指数研究院（S201、S203、S204）。

全国与东北地区综合实力指数之间的差距，直观呈现了次级城市内部的区域落差。但区域分化并非简单的“东强西弱”——中部正在加速追赶、西部亮点不断涌现，仅以全国平均与东北最低两端的对比，尚不足以刻画全貌，需要进一步分解区域内部的差异化图景。事实上，区域分化的背后是发展阶段的错位与增长要素的流动：资金、人口与产业正在跨区域重新配置，持续重塑着每一座次级城市的相对位置。

3.2 区域分化：东中西部的“三个世界”

从区域维度观察，次级城市的发展水平呈现出清晰的“三个世界”格局：东部持续领跑、中部加速崛起、西部亮点初显、东北承压运行。四类区域虽然都处于增长通道之中，但在增长动能、产业能级与转型压力上判然有别。而且，这种格局并非静止不变——区域之间的相对位势，正随增长动能转换与政策导向调整而不断重排，今天的分化格局亦为明天的梯度转移预留了承接空间。

东部次级城市：持续领跑的“领头雁”。东部地区次级城市依托雄厚的制造业基础与开放型经济优势，始终处于发展梯队前列，最典型的样本来自县域经济。2024年，昆山、江阴GDP双双突破5000亿元大关[4][5]，江阴由此成为继昆山之后全国第二个跨入“五千亿”门槛的县级市[5]，经济体量已超过部分地级市，构成次级城市群体中的“头部力量”。更重要的是，昆山、江阴的崛起并非孤例，而是东部县域经济整体能级抬升的缩影——千亿县群体的持续扩容，意味着次级城市体系的下端正在整体上移。从更广的承载层级看，全国百强县市与百强区以占全国2.77%的国土面积[6]，承载了14.19%的常住人口[6]，创造了20.79%的GDP[6]和8.05%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6]——这些县域与市辖区绝大部分集中于东部沿海，是次级城市整体韧性最重要的来源。

百强县市与百强区对全国经济社会贡献占比

注：占比为百强县市与百强区合计口径。数据来源：中国中小城市发展指数研究课题组、国信中小城市指数研究院（S201—S204）。

东部次级城市的竞争力还体现在人均产出效率上。以苏锡常三市为例，2024年无锡、苏州、常州的人均GDP分别达21.68万元[7]、20.6万元[7]和20.1万元[7]，均超过广州16.4万元[7]的水平；苏州与深圳20.6万元持平，无锡则超过深圳[7]。普华永道《机遇之城2025》的研究亦指出，苏州、无锡等二线城市在人均GDP等指标上已反超广州、深圳[8]。二线城市人均产出反超一线城市，是东部次级城市竞争力跃升的标志性信号。苏锡常现象更深层的含义在于，次级城市的竞争力已不再单纯取决于行政级别或地理规模，而取决于产业能级与人均产出效率。当一批二线城市在人均效率上开始向一线城市看齐，城市体系内部基于能级的价值重估便悄然发生，这为更多次级城市树立了可参照的标杆。

百强县市与百强区以不足全国3%的国土面积创造超过全国五分之一的GDP[6]，其经济密度之高、产出效率之强可见一斑。这种“以小搏大”的能力，根植于东部地区完善的产业链配套、活跃的民营经济与高效的营商环境。更重要的是，百强县市与百强区并非孤立的增长点，它们与周边大城市共同构成都市圈网络，形成梯度辐射、协同发展的空间结构，为次级城市体系的整体提升注入了持续动力。

东部次级城市持续领跑的深层机制，在于制造业基础与开放型经济构成的“双轮驱动”。从制造业看，东部县域自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深耕加工制造与配套产业，形成了从原材料、零部件到整机产品的完整产业链条，产业配套的深度与厚度全国领先；庞大的民营中小微企业集群，赋予这些城市对市场变化极快的响应速度。从开放型经济看，东部次级城市依托沿海港口与口岸优势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分工，出口导向型制造企业既带来订单与就业，也带来与国际接轨的生产标准与管理经验，形成“以开放促升级、以升级强开放”的良性循环。在此基础上，沪苏浙、珠三角等都市圈内部的梯度辐射，使东部次级城市得以持续承接核心城市外溢的创新资源与高端环节，在“中心—外围”网络中实现分工跃迁。制造业打底、开放赋翼、都市圈加持，三重机制相互强化，共同铸就了东部县域“以小搏大”的产出效率与人均产出反超一线城市的能级跃升。

苏锡常与广深人均GDP对比（2024年）

注：人均GDP按常住人口口径测算，数据引自各地统计公报及媒体测算（S209），可参照普华永道《机遇之城2025》结论（S211）。

中部次级城市：加速崛起的“强引擎”。中部地区次级城市的崛起，是近年来区域格局中最显著的变化之一。在“强省会”战略带动下，以长沙为代表的省会周边城市形成强劲增长极——长沙市雨花区与长沙县构成“强省会双核”[9]，成为中部次级城市加速崛起的缩影。从宏观数据看，中部地区投资增速与工业增加值增速均领先全国：2024年湖北固定资产投资增长6.5%[10]，高于全国3.3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5.9%[10]；安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9%[10]，居工业大省前列；河南固定资产投资增长7.0%[10]。中部次级城市依托承东启西的区位优势与要素成本优势，正从“跟跑”转向“并跑”。“强省会”战略的深层逻辑，在于以省域核心城市为支点、以周边次级城市为腹地，构建梯度承接的产业生态：省会城市承担创新策源与高端服务功能，周边城市承接制造环节与要素保障，两者形成“研发—制造”的协同分工。这种模式既缓解了核心城市的承载压力，也为次级城市提供了稳定的增长输入，是中部地区整体提速的重要机制。

中部次级城市加速崛起的机制，可概括为“承接”与“回流”的双向互动。一方面，随着沿海要素成本上升与产业升级压力加大，制造业向内陆转移成为长期趋势，中部凭借承东启西的区位、充裕的劳动力与相对低廉的综合成本，成为这一轮产业梯度转移的最大受益区域之一——承接的不仅是生产环节，更是就业岗位、税收来源与产业技术，为次级城市注入了实实在在的增长增量。产业转移也已从分散的企业行为上升为系统的政策工程：2025年11月在重庆举行的中国产业转移发展对接活动集中签约159个重点项目、合同金额超1100亿元，涵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制造、数字经济等领域[18]，足见中西部承接产业转移的系统推进之势。另一方面，劳动力回流的“雁归效应”正在改变中部次级城市的人口与消费结构：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就业创业，既回补了本地人力资源，也激活了县域消费市场，“人口红利”正由“异地输出”转向“就地释放”。承接带来产业、回流带来人口，二者相互支撑，湖北、安徽、河南在投资与工业增加值上的领先表现[10]，正是这一机制在省级层面的集中反映。

西部次级城市：亮点初显的“追赶者”。西部地区次级城市整体起步较晚，但一批增长亮点正在涌现。宁夏灵武市2024年GDP达910.8亿元[11]，同比增速达15.4%[11]，高于全区平均水平10个百分点，绝对额与增速均居全区第一[11]，成为西北五省区重要的增长极。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关中平原城市群等区域，次级城市依托都市圈辐射与产业承接加速追赶，区域内部的发展差距亦在动态演进：研究表明，成渝城市群经济集聚的泰尔指数为0.68[12]，关中平原人均基础设施投资的泰尔指数为0.73[12]，较高的区域内部不均衡指数既反映了追赶进程中的落差，也蕴含着后发城市承接辐射、实现跃升的空间。西部次级城市的追赶，既受益于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持续加力，也与其在新能源、特色农业等新兴赛道的提前布局有关。与东部“先发后转”不同，西部部分城市可以依托后发优势直接切入绿色化、数字化赛道，实现“换道超车”。当然，受制于经济体量基数与要素集聚能力，西部的追赶更多呈现“点状突破”的特征——由若干增长极城市率先跃升，再逐步向外围扩散。

西部次级城市亮点初显，其成因在于资源禀赋、后发优势与政策倾斜的多重叠加。从资源禀赋看，西部不少城市坐拥能源矿产与特色农业资源，能够依托资源型产业与特色加工实现阶段性高增长，灵武的快速跃升即是西北增长极的生动例证[11]。从后发优势看，西部次级城市不必重复东部“先扩张、后转型”的老路，可以直接切入新能源、绿色制造、数字经济等新兴赛道，以更低的转换成本实现“换道超车”——四川宜宾依托锂电产业切入新能源赛道，动力电池产量已占全国的16%、全球的10%[19]，成为后发城市抢抓新赛道的典型案例。从政策倾斜看，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西部大开发新格局与产业转移对接机制，持续向西部输入项目、资金与制度红利，弥补了市场自发配置的不足。当然，后发优势能否转化为持久竞争力，还取决于交通物流、人才供给与营商环境短板能否同步补齐，这也决定了西部的追赶将是一个渐进、分层、由点及面的长期过程。

将东部标杆与西部增长极置于同一标尺，可以更直观地看到次级城市群体内部经济体量的巨大跨度——从“五千亿级”的县域到“千亿级”的西北增长极，次级城市并不在同一能级上竞争，而是各循其位、各扬其长。

代表性次级城市GDP体量对比（2024年）

注：昆山、江阴为东部县域经济体量标杆（S203、S204、S208），灵武为西部增长极样本（S205、S206）；GDP均为2024年口径。

东北次级城市：承压运行的“转型者”。东北地区次级城市正经历传统工业转型与人口流失的双重考验，其综合实力指数降至69.6[13]，为四大区域最低。一方面，以资源型、装备制造型为主体的传统产业结构升级缓慢，接续产业培育尚需时日；另一方面，人口持续外流进一步削弱了城市活力与发展后劲。东北次级城市并非缺乏发展基础，而是正处于旧动能减弱、新动能尚在孕育的转型空窗期，其破局需要在存量优化与增量培育之间找到新的平衡点。东北次级城市的转型，既要正视历史包袱，也需看到存量优势：长期积累的装备制造能力、工程技术人才与工业文化，是其他区域难以复制的资源。关键在于以开放合作引入外部创新要素，以体制机制改革激活内生动力，推动存量产能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重塑。转型的阵痛在所难免，但东北次级城市在全国工业体系中的基础性地位，决定了其转型具有超越区域本身的全局意义。

东北次级城市承压运行的根源，在于重工业路径依赖与人口持续流出之间的相互锁定。从产业维度看，东北次级城市长期以资源型、装备制造型重工业为支柱，这类产业资本密集、沉没成本高、调整周期长，当市场需求由投资驱动转向消费与创新驱动，存量产能的升级远比增量布局更为困难，转型不可避免地进入旧动能减弱、新动能尚在孕育的“空窗期”。从人口维度看，青年劳动力持续外流，带走的不仅是当下的人力资本，更压缩了消费市场与新兴产业所需的要素供给，使转型难度进一步加大。产业升级乏力抑制就业吸纳，就业吸纳不足又加速人口流出，二者循环叠加，构成东北次级城市难以迅速摆脱的“负反馈”。综合实力指数69.6的垫底位置[13]，正是这种“产业—人口”双重承压的量化呈现。破局的关键，在于以外部创新要素与制度变革打破负反馈闭环，把装备制造的存量能力转化为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的起点，变“路径依赖”为“路径创新”。

3.3 类型分化：五类次级城市的典型特征

区域分化刻画了次级城市发展的空间差异，类型分化则揭示了其发展动力与路径的不同。从产业基础与发展模式观察，次级城市大致可归入五种典型类型。需要说明的是，各类城市的数量分布始终处于动态调整之中，此处重点刻画各类城市的典型特征，而非给出精确的规模划分。五类城市的划分依据是主导发展动力与产业基础，目的在于同类型内部展开比较、类型之间识别差异，从而为差异化施策提供参照。

五类城市在空间上的分布并非随机，而是中国经济地理历史演进与结构逻辑的空间投影。城市扩张推动型之所以集中于京津冀、中原等华北平原地区，与该区域城镇化起步早、人口密度高、平原地形利于连片开发密切相关，快速扩张期形成的土地与基建驱动惯性延续至今；欠发达农业型多位于大区域的地理边缘，远离核心城市辐射半径，交通可达性与要素集聚度不足，使其长期停留在以农业为主的低水平均衡；资源依赖型与老工业基地高度重合，多沿矿产资源富集带分布，其兴起源于国家工业化初期的资源开发布局，困境亦源于资源开发与接续产业接替的错位；制造业驱动型集中于长三角、珠三角及中部重点城市群，本质上是沿海开放区位、产业集群效应与劳动力禀赋在空间上的映射；特色经济型则散落于各地，恰因其依附的是不可复制的自然与人文禀赋，故分布零散而形态各异。类型的地理分布，实质上是工业化阶段、要素禀赋与政策布局共同作用的结果——理解了这一层，也就理解了为何在同一个“全国平均指数”之下，不同城市面临的约束、拥有的机会与可行的路径会如此迥异。

类型一：城市扩张推动型。此类城市以建筑业为主导、依赖土地驱动的发展模式支撑增长，主要分布于京津冀、中原城市群等地区。其典型特征是投资拉动显著、城市面貌更新快，但高端产业明显滞后，产业结构偏重短期建设而轻长期积累，正面临土地资源约束趋紧与开发模式转型的双重压力。此类城市的发展轨迹与城镇化快速扩张期高度同步，当土地驱动模式进入平稳期后，其增长的可持续性便受到质疑。对这类城市而言，从“造城”转向“兴产”，是必须跨越的门槛。

类型二：欠发达农业型。此类城市以农业就业为主，农业在地区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多位于大区域的地理边缘，远离核心城市辐射范围。其发展难点在于农业产业链短、附加值低，人口外流与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相互交织，需要在保障粮食安全与推动农业产业化之间寻找破题路径。此类城市数量可观、分布广泛，是次级城市群体中最需要政策托底的组成部分。其破局的关键在于把农业从“生计部门”升级为“产业体系”，通过农业产业化、品牌化提升附加值，并借助县域商业体系建设打通农产品上行与消费下沉的双向通道。

类型三：资源依赖型。此类城市高度依赖资源型产业，多位于老工业基地，曾依托矿产资源或重化工业实现起步。随着资源趋于枯竭与市场周期波动，此类城市面临严重的发展滞后问题，接续产业培育与生态环境修复构成双重挑战，“资源诅咒”的破解成为其转型的关键命题。此类城市曾为国家工业化作出重要贡献，但单一的资源依赖使其经济结构脆弱、抵御市场波动的能力不足。推动资源型城市转型，既需要培育接续替代产业，也需要妥善处理生态修复与历史欠账，属于典型的“慢变量”工程，需要长期主义的政策耐心。

类型四：制造业驱动型。此类城市以制造业为支柱，拥有较强的产业基础与较为完整的产业链条，是次级城市中发展质量相对较高的群体。它们多集聚于长三角、珠三角及中部重点城市群，依托产业集群效应与熟练劳动力优势在区域分工中占据制造环节，是次级城市整体韧性的主要贡献者，也是向更高能级跃升最具条件的群体。制造业基础既带来稳定的就业与税收，也意味着对市场需求与成本波动的高度敏感。其升级方向在于推动“制造”向“智造”跃迁，提升产品附加值，并在全球产业链重构中巩固优势环节、拓展价值空间。

类型五：特色经济型。此类城市依托独特资源禀赋实现差异化发展，不追求面面俱到，而以“一招鲜”形成辨识度与竞争力。湖北京山以网球产业打造“中国网球之乡”，通过体育赛事与产业融合激活县域经济[14]；湖南永州作为四线城市，以持续高于全国的增速探索低线城市高质量发展路径[15]。特色经济型城市的发展实践表明，次级城市的出路未必是复制核心城市的路径，而在于找准禀赋、放大优势、形成特色。特色不是规模的替代品，而是竞争力的放大器：依托一项在全国乃至全球具有辨识度的产业，次级城市完全可以在细分赛道上建立不可替代的地位，并通过产业链延伸与品牌外溢带动整体发展。

五类类型并非截然分开，同一城市往往兼具多种特征：制造业驱动型城市可能同时经历资源型城市转型，特色经济型城市也可能叠加制造业基础。但就主导动力而言，类型差异决定了次级城市增长路径与风险结构的差异——城市扩张推动型与资源依赖型面临转型之困，欠发达农业型亟待提升发展能级，制造业驱动型与特色经济型则展示了次级城市向上生长的可行方向。对政策制定者而言，类型识别不是“贴标签”，而是因类施策的前提：对转型型城市重在“疏”，对提升型城市重在“培”，对引领型城市重在“放”。只有在类型坐标下理解每一座城市的禀赋与约束，分化图景才能转化为差异化的行动路线。

整体韧性、区域分化、类型分化，共同勾勒出次级城市发展全景的三重结构。在这一结构之中，一部分城市正凭借区位、产业或特色禀赋加速突围，成为群体中的“正向极”；另一部分城市则在转型阵痛中承压前行，构成制约群体整体跃升的“约束极”。分化既是次级城市现状的真实写照，也指明了观察其未来走向的坐标——谁在突围、为何能突围、能否复制，正是下一层分析要回答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分化本身即是动能：区域间的梯度为产业转移提供了承接空间，类型间的差异为错位竞争提供了路径选择。次级城市的未来，正是在不断收敛差距、放大优势的动态进程中展开的。

第四章 崛起的力量：次级城市的“突围样本”

次级城市的发展图景，并非一条平静的直线。整体韧性之下，是鲜明的区域分化与类型分化：东部领跑、中部崛起、西部亮点、东北承压，城市扩张推动型、欠发达农业型、资源依赖型、制造业驱动型、特色经济型五类城市各具禀赋、各有路径。但分化并不等于定型。恰恰是在这片占中国城市多数的“腰部”地带，一批次级城市正在用差异化的选择改写自己的坐标——有人以一只网球撬动百亿产业，有人以连续跑赢全国的增速完成产业升级，有人把新兴城市的消费潜力变成商业布局的新坐标，也有人把制造业的“主场”牢牢握在自己手中。

四条具有典型意义的突围路径——特色经济、产业升级、消费崛起、产业承接——以各自的代表性样本，呈现了次级城市突围的不同维度与可能。这些样本未必是次级城市中经济体量最大的，却最具路径标识度。它们的共同经验在于：次级城市的崛起，不靠与大城的正面比拼，而靠对自身禀赋的精准识别与长期深耕；差异化不是退而求其次的无奈，而是可持续的生存法则。需要说明的是，四条路径并非彼此隔绝，一座城市可能兼具多种类型特征；样本的选择，重在呈现路径的典型性与可复制性，而非对城市的单一归类。

4.1 特色经济型：京山——一个县城如何用网球撬动百亿产业

湖北中部、大洪山南麓，一座常住人口不足60万的小城[1]，把一只网球打成了撬动百亿产业的支点。京山与网球的结缘始于20世纪80年代，四十余年间以“愚公移山”式的韧劲持续投入：从最初的几片简陋场地起步，到今天建成356片网球场[2]。“中国网球之乡”由此从一个称号，变成了一个产业。

场地是产业的地基，赛事是产业的引擎。2025年9月，京山网球公开赛上演WTA125与ATP100男女合赛[5]，京山由此成为全国首个同时承办国际男女职业网球赛事的县级市[6]。职业赛事把全球目光聚向这座小城——顶级选手的球拍在县城挥动，带来的不只是门票与转播收入，更是城市品牌的集中输出，以及“赛事+旅游+消费”链路的直接激活。事实上，县级市承办国际职业巡回赛在国内并不多见，赛事组织、住宿接待、安保交通对一座小城无异于一场“大考”，京山以有限的县域资源接住了这份考验，本身就是对城市治理能力与开放度的对外证明。

借赛事之势，京山把网球的“流量”沉淀为产业的“留量”。2025年，京山同步启动网球数智零碳产业园建设，以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为方向，规划3年冲刺百亿网球产业集群[7]，并完成20个[8]总投资百亿元[9]的产业链项目集中签约。从球拍制造、赛事运营到装备研发、体育服务，一条围绕网球的产业链正在县城之内加速成形。产业园不仅是球拍与装备的制造基地，更是以数智零碳理念重塑产业形态的试验场——用数字化提升运营效率，用绿色化兑现生态价值，为传统体育产业注入新质生产力的内涵。产业的厚度，决定了“网球+”能否从赛事经济的“一阵风”，长成县域经济的“常青树”。

赛事与产业相互加持，旅游消费随之放量。2025年，京山吸引315万人次[10]“带着球拍游京山”，实现旅游综合收入28亿元[11]。“一人打球、全家出游、带动全链消费”的乘数效应清晰可见——对于一个常住人口不足60万的县城而言，这是一条完全依托自身禀赋生长出来的特色经济路径，也是一座小城对“资源有限、特色无限”最生动的诠释。

京山路径的深层机理，在于一条首尾相连的闭环：赛事IP是流量入口，流量是招商筹码，产业是流量沉淀，消费是价值兑现。每一次国际赛事，都让京山以“网球之城”的标签进入全国视野，职业赛事带来的关注度直接沉淀为城市品牌资产，进而成为招商谈判中最具辨识度的筹码——企业看重的不仅是要素成本，更是一座被反复曝光、自带流量的城市所能带来的订单与市场想象力。流量沉淀为产业后，产业又以更高的赛事能级回哺品牌，形成“以赛兴城、以城聚产、以产养赛”的正向循环。对县域品牌而言，网球已超出一个体育项目的范畴：它构成京山的公共品牌、招商信用与人才引力，能承办国际职业赛事本身就是对城市治理与开放度的背书。这一路径的可复制性并非没有前提：它需要数十年的场地投入与赛事积累，需要“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需要县域资源与赛事规格相匹配的组织能力。网球之于京山，既是禀赋的发掘，更是耐心的回报。

京山网球产业关键数据

注：网球场356片、游客315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28亿元、签约项目20个、项目总投资100亿元，各指标计量单位不同（片、万人次、亿元、个），图中数值为原始口径，仅作直观对比；其中“项目总投资100亿元”为20个签约产业链项目的合计投资规模。[12]

京山的样本意义在于：特色经济型城市无须在总量上与大城“硬碰硬”，而应把不可复制的特色做深、做透、做成一整条产业链。一个县城、一只网球、三百余片球场，撬动的却是百亿产业与一座城市的全国辨识度——“小切口”找准了，同样能撬动“大产业”。

4.2 产业升级型：永州——低线城市的“高质量密码”

如果说京山代表的是“特色经济”的突围，那么永州展示的，是一条低线城市依托产业升级实现高质量增长的路径。永州地处湖南南部，常年居四线城市中游[13]，经济体量并不突出，却交出了连续跑赢全国的成绩单：2024年GDP增速达5.6%[14]，2025年再度实现5.6%[15]的增速，两年间持续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6]。

从总量看，2025年永州GDP达2829.58亿元[17]，人均GDP达56778元[18]。体量不大、区位并不占优，却能保持高于平均的增长速度，说明其增长并非依赖投资拉动的短期冲高，而具有可持续的产业支撑——这正是低线城市“高质量密码”的题中之义。

永州的高质量密码，藏在“产业升级”四个字里。作为传统农业大市，永州近年来着力推动农产品加工、轻工制造等特色产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从卖原料转向卖产品、卖品牌；同时依托毗邻粤港澳的区位优势，主动承接沿海产业梯度转移，把要素成本的低线优势，转化为产业能级的升级动能。从产业门类看，永州在轻工纺织、农产品加工、新材料等领域积累起一批特色企业，依托承接产业转移平台，把“转移承接”与“就地升级”结合起来，逐步摆脱对单一农业的依赖，形成二、三产业协同拉动的增长结构。连续两年跑赢全国平均，本身就是这条路径最有力的证明。

永州增速的含金量，藏在其结构性成因之中。其一，产业底盘的多元。永州并未押注单一风口，而是在农产品加工、轻工制造等特色产业上多点发力，形成“农业稳盘、工业提速、服务业扩容”的梯次结构，单一产业波动不易拖累整体增速。其二，消费的韧性。作为地处湘南的内陆城市，永州对外部市场的依赖相对有限，本地消费与民生投资构成增长的压舱石，使其增速较少受外部需求波动冲击。其三，区域协同的乘数效应。毗邻粤港澳的区位，让永州得以在承接沿海产业梯度转移中找准接口，把“偏居一隅”的区位短板转化为“近海亦近市场”的比较优势。其四，基数效应的相对优势。经济体量不大，意味着边际投资与新增产能对增速的拉动更为显著。四重因素叠加，说明永州的增长并非偶发冲高，而是产业基础、消费韧性、区域分工共同支撑的慢变量。就可复制性而言，永州路径对产业基础尚薄、缺乏超大项目支撑的欠发达农业型城市最具参照意义——低线城市的增长不必等待“一步登天”的机遇，把既有家底做深、做精、做长，同样能跑出高于全国的速度。

永州GDP增速（%）

注：永州2024年、2025年GDP增速均达5.6%，连续两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对应来源未披露全国增速数值，图中仅列示永州增速。单位：%。[20]

永州样本打破了“低线城市只能低增长”的惯性认知。次级城市的突围，不必然依赖超大项目的“一步登天”，也可以在既有产业基础上稳步升级、逐年积累——5.6%的增速单看平常，连续两年保持并显著高于全国平均，便成了可复制的“高质量密码”。对更多处于腰部、尚未找准主攻方向的城市而言，永州提供了一种“不折腾、可持续”的范本。

4.3 消费崛起型：新兴城市的“消费版图重塑”

前两条路径讲述的是供给端的突围，而消费崛起型样本提示我们：次级城市同时也是中国消费版图的重要增量。当一线、新一线城市的商业竞争趋于饱和，零售巨头开始把目光投向新兴城市——2025年，盒马一年内进入40个新兴城市[21]，宜宾、烟台、石家庄等地的首店开业即出现排队热潮[22]，沉寂已久的下沉市场被商业资本重新点燃。消费下沉的本质，是供应链、数字化与品牌共同作用的结果——冷链物流的完善让生鲜配送触达更多城市，即时零售的普及培育了新的消费习惯，而品牌商对增量市场的渴求，则为新兴城市提供了与大城同等品质的商业供给。

首店效应最具说服力。宜宾首店开业首日，单日销售额即超过成都门店一倍[23]；烟台首店开业首周，日均客流超过4万人次[24]；石家庄首店开业同样引发排队打卡，其“盒区房”指数达171[25]。一个三四线城市的单店爆发力，折射出新兴城市的消费能级正被商业资本重新评估——把新店开进新兴城市，本身就是对次级城市消费潜力最直接的“用脚投票”。

消费崛起不仅体现为外来商业的进驻，也体现为本地消费市场的扩容提质。2025年，浙江温岭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869.47亿元[26]，省级县域商业体系建设绩效位列全省第一[27]。县域商业体系的完善，让高品质消费从一二线城市的“专属”，变为次级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寻常场景；消费，正在成为次级城市拉动内需、提升活力的新引擎。

新兴城市消费潜力的集中兑现，源于三股力量的同频共振。其一是下沉市场的人口基数。次级城市与县域聚集了中国人口的大多数，庞大而相对未被充分开发的消费群体，构成品牌扩张的天然纵深。其二是年轻人口的回流。随着产业转移与县域就业机会增加，部分外出青年选择返乡就业创业，把在一二线城市培育的消费习惯与品质要求带回家乡，成为新兴城市消费升级最活跃的推动者。其三是商业基础设施的补位。冷链物流、即时零售、电商配送网络的完善，使过去难以触达县域的生鲜、预制菜与品牌零售得以顺畅下沉，供给侧的改善直接激活了被压抑的消费需求。温岭近九百亿元[26]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其经济含义并不止于一个县级市的消费规模，更在于它证明了县域商业体系可以依托本地需求自我循环——当商业设施从“城市专属”变为“县域标配”，消费便不再外溢为一二线城市的“被动流失”，而是沉淀为本地留存的“主动留量”。这一路径的可复制性，取决于居民收入增长与商业供给质量的双轮驱动：只有钱包“鼓起来”与商品“够得着”同步推进，新兴城市的消费潜力才能从一次性的首店效应，转化为持续的内生增长动力。

新兴城市消费关键数据

注：温岭2025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869.47亿元（单位：亿元）；盒马2025年进入40个新兴城市（单位：个）。两指标计量单位不同，图中数值并置展示，仅作直观对比。[28]

消费崛起型路径重塑了人们对次级城市的想象：这里不仅是“生产基地”，更是“消费主场”。当商业基础设施加速下沉、本地消费能力持续释放，次级城市在中国内需版图中的权重将不断提升——这是供给端突围之外，另一条同样值得关注的崛起路径，也是观察次级城市活力最具温度的一扇窗口。

4.4 产业承接型：次级城市成为制造业的“新主场”

产业承接型路径，把次级城市在制造业体系中的“主角”地位推到台前。数据是最直接的注脚：二线城市拥有全国近四成的制造业从业人数[29]和近四成的出口额[30]。在许多人的印象中，二线城市是“配角”，但在制造业的版图上，它们早已是中国制造的“压舱石”与“新主场”。这一格局的形成，与我国产业梯度转移的大趋势密不可分：随着沿海发达地区土地、用工成本上升，制造业加快向内陆次级城市布局；次级城市以成本优势、承载空间与日益完善的配套，接住了这波“产业西进”，并把“接得住”升级为“做得强”。

产业承接的样本之一，是湖北随州。这座并不算大的城市，把“专用汽车”做成了全国第一：2025年，随州专汽应急产业产值达703亿元[31]，同比增长12.1%[32]，专用汽车年产量连续10年全国第一[33]，全国每7辆专用汽车就有1辆是“随州造”[34]。从传统商用车到应急装备、从整车制造到零部件配套，随州以特色产业集群的方式承接并放大了一整条产业链，把“承接”变成了“做强”。

产业承接的另一个样本，是湖北枝江。依托奥美医疗等龙头企业，枝江形成以医疗防护用品为核心的特色产业集群[35]，生命健康产业成为当地两大根植性主导产业之一[36]。其中，医用耗材“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帝元医用材料，年产医用纱布1.5亿米[37]，长度可绕地球约4圈[38]，产品远销海外。一辆专汽、一根纱布，看似普通，却是次级城市承接产业转移、做强特色集群的生动缩影。

随州与枝江的样本背后，是次级城市承接制造业的三重比较优势。其一是成本优势。相对沿海发达地区，次级城市的土地价格、用工成本与水电要素成本均处低位，为制造企业提供了利润缓冲。其二是空间优势。次级城市往往拥有成片园区与充足承载用地，能承接整条生产线的迁入与扩产，规避了大城市“有单无处落”的瓶颈。其三是配套优势。随着高铁网络与物流通道向腰部城市延伸，次级城市与中心市场的时空距离大幅缩短，“离市场远”的旧标签正在被改写。但承接本身并不必然带来竞争力，关键在于路径选择：随州走的是“集群式承接”，把分散的专汽企业聚合成完整产业链，再向应急装备等高附加值环节延伸；枝江走的则是“龙头带动+专精特新”的细分冠军逻辑，依托链主企业培育单项冠军，在一个细分赛道做到极致。两条路径的共同点，是避免大而全，在“接得住”之上追求“做得精”。就可复制性而言，最可复制的并非承接本身，而是把承接转化为根植性的能力——只有当承接产业与本地劳动力、配套、生态深度融合，不再随要素成本变动而迁移，次级城市才能从制造业的“中转站”，真正成长为“新主场”。

产业承接并非个别现象。在中部地区，长沙市雨花区与长沙县形成的“强省会双核”[39]，同样是次级城市区域嵌入与产业协同的典型案例——当中心城市与周边次级区域形成分工互补，后者便不再是“被虹吸”的对象，而成为产业链上不可替代的关键节点。二线城市近四成的制造业份额，与随州、枝江们雨后春笋般的特色集群相互印证：中国制造业的“新主场”，正在次级城市加速成形。

产业承接型代表指标

注：随州2025年专汽应急产业产值703亿元、同比增长12.1%；枝江帝元医用纱布年产1.5亿米。两指标计量单位不同（亿元、亿米），图中数值并置展示，仅作直观对比。[40]

四条突围路径的横向对比

四条路径、多个样本，勾勒出次级城市突围的完整图谱：京山以一只网球撬动特色经济，永州以连续跑赢全国的增速完成产业升级，新兴城市以消费潜力重塑商业版图，随州、枝江们以特色集群成为制造业的“新主场”。它们的共同经验，是拒绝“千城一面”的同质化内卷，坚持“一城一品”的差异化生存，把自身禀赋转化为不可替代的竞争力。当然，突围之路从不平坦：特色经济受制于单一产业的空间上限，产业升级考验长期投入的耐力，消费崛起依赖居民收入的持续增长，产业承接则面临从“被动承接”走向“主动选择”的抉择。唯有跨越这些沟坎，次级城市的“突围样本”才能从个案走向普遍、从局部崛起走向整体振兴；而当越来越多像京山、永州、温岭、随州、枝江这样的次级城市找到属于自己的路径，中国城市体系的“腰部”才能真正强健起来，中国经济也才能从“头重脚轻”走向“腰部坚实”。

第五章 结构性挑战：次级城市的“成长烦恼”

分化是次级城市群体的底色，但不是全部。在部分城市凭借特色经济、产业承接实现逆势突围的同时，另一幅图景同样清晰：相当数量的次级城市仍被一组彼此关联的结构性约束所框定。核心城市在规模、创新能力与区域嵌入上的全面领先，塑造了“核心—边缘”的刚性秩序；人口与青年劳动力的持续外流，侵蚀着次级城市发展的最基本动能；传统产业衰退与新兴产业培育之间的“时间差”，使部分城市陷入产业“青黄不接”的阵痛；研发投入与人才储备的相对匮乏，制约着其向价值链高端攀升的可能；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的落差，又进一步削弱了次级城市吸引要素、留住人口的能力。这五重约束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环环相扣、相互强化，共同构成次级城市向上一梯队跃升时必须系统面对的深层障碍。

5.1 核心-边缘失衡：被“虹吸”还是被“辐射”？

核心城市与次级城市之间的差距，不止体现在经济总量上，更体现在创新能力、区域嵌入等更深层的维度。全球范围内的投资、品牌、基础设施建设与贸易活动，都天然向核心城市集聚；在核心城市主导的区域分工中，周边较小的城市往往难以摆脱“仅仅是配角”的处境——它们承接的通常是加工制造、资源供给等低附加值环节，而研发、金融、品牌等高端功能始终留在核心。次级城市并非没有嵌入区域经济，而是以何种方式嵌入、嵌入价值链的哪一环节，决定了它是受益者还是被边缘化者。

要素向核心城市集聚，沿着资本、人才与企业总部三条路径持续发生：资本追逐更高回报与更低交易成本，天然流向金融体系完善、信息枢纽密集的核心城市；人才流动与就业机会、收入水平、发展空间直接挂钩，核心城市的高薪岗位与职业晋升通道不断吸纳次级城市的青年劳动力与专业技术人员；企业总部出于贴近市场、便利融资、降低协调成本的考虑向核心集中，而将生产基地与配套环节留在外围。三者彼此强化，形成“要素向心、功能聚核”的自我强化循环，次级城市长期处于要素净流出的位置，其对区域经济的嵌入，更多是以让渡资本回报与劳动资源的方式完成的。

这种“核心—边缘”失衡在数据上有直观的投射。学术研究基于城市群尺度的测算显示，成渝地区GDP的泰尔指数高达0.68，意味着经济产出在区域内核心城市与次级城市之间的分布高度不均，成都、重庆两座核心城市集聚了区域经济产出的绝大部分，周边次级城市所获有限[1]。将视野放到全国，2024年中小城市综合实力指数为77.5，而东北地区中小城市综合实力指数仅为69.6，为四大区域中最低[2][3]——区域间的梯度分化与区域内的中心集聚叠加在一起，使次级城市在整体追赶中面对双重压力。需要指出的是，泰尔指数所刻画的正是这种区域内部的“结构性不均衡”：即便次级城市的经济总量也在增长，只要增速持续低于核心城市，指数反映的分化仍会不断加深，次级城市面临的不只是简单的“落后”，更是被区域分工结构锁定在较低位置的风险。

“虹吸”与“辐射”并非非此即彼，而是取决于次级城市与核心城市之间是否存在功能互补。当核心城市处于快速扩张期，其要素吸引力会形成强劲的虹吸效应，周边次级城市的资本、人才与优质企业被吸附而去；只有当核心城市发展趋于成熟、功能开始外溢，次级城市才可能接受到辐射红利。现实的问题在于，许多次级城市在虹吸阶段缺乏承接辐射的支点——产业基础薄弱、交通连接不畅、制度环境欠佳——等到辐射来临，也未必接得住。区域内部不均衡的自我强化，由此成为次级城市难以仅凭自身力量打破的困局。

5.2 人口流失：次级城市的“失血”危机

人口是最诚实的投票。当一个城市留不住人，尤其是留不住年轻人，它所失去的就不仅是劳动力，更是消费、创新与税收的长期来源。人口向核心城市集中的趋势仍在持续，而东北次级城市正处在人口“失血”的最前端。2025年，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常住人口合计减少72.62万人，降至9428.69万人[4]；东北三省已成为全国人口减量最为集中的区域[5]。

将时间轴拉长，失血的规模更为触目。2016年至2025年的十年间，东北三省常住人口累计减少约1051万人[6]。以辽宁省为例，2025年末常住人口为4131万人，全年省际净流入4.5万人，但人口自然增长率为-6.88‰，常住人口仍净减少24万人[7]——省际流入的人口尚不足以弥补自然减员的缺口，这一结构性错位正是东北次级城市人口困境的缩影。

东北三省2016—2025年常住人口累计减少

注：数值为2016—2025年十年累计常住人口减少量，来源为各省统计公报及媒体综合汇总（S402），合计栏与分省之和因统计口径略有出入，均以来源原文为准。

人口流失的后果并非线性传导，而是通过“青年外流—生育率下降—人口加速减少”的循环不断放大。流出人口以青年劳动力为主，带走的不仅是当下的人力资本，更是未来的生育潜力与城市活力。就循环的起点而言，青年人口是婚育行为最集中的群体，其大规模流出意味着生育的“人口基数”被整体抽走——不仅流出者本人不再在本市婚育，留城青年受就业不稳定、收入预期偏低的影响，婚育意愿也趋于保守，出生人口随之持续下行；当人口自然增长率为负时，即使不发生大规模迁出，常住人口也会在“内生衰减”意义上逐年减少。与此同时，留在原地的老龄人口占比上升，劳动力供给收缩、消费市场萎缩，城市活力下降，养老、医疗等刚性支出加重，财政腾挪空间收窄，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与对外吸引力进一步下降。对依赖内需与本地市场的次级城市而言，这一负向循环一旦启动便具有惯性，逆转的难度将随时间的推移而上升。更深层看，人口流失与其说是原因，不如说是城市发展预期与机会结构失衡的结果——年轻人用脚投票，选出的正是次级城市在就业机会、收入水平与发展前景上与核心城市的现实差距。

5.3 产业空心化：从“制造”到“被制造”的危机

产业结构是城市竞争力的底层变量，而不少次级城市正处在传统产业衰退与新兴产业培育之间的“青黄不接”阶段。旧的主导产业——以重化工业、资源加工、传统制造为代表——在成本上升与环保约束下收缩，新的高附加值产业却尚不足以接棒，产业升级出现明显的“时间差”。在这一时间差内，城市既难以维持原有的产业规模，又难以集聚新兴产业的要素，陷入“制造的旧产业在流失、被制造的新产业未成型”的被动局面。

这种“青黄不接”的困境，根植于产业体系的路径依赖。一方面，次级城市的传统主导产业经数十年发展已沉淀大量专用性资产——厂房设备、熟练工人、上下游配套与既有市场渠道，这些沉没成本使地方政府与企业都难以轻易割舍，围绕旧产业组织起来的财政、就业与人才结构更使转型牵一发而动全身；另一方面，新兴产业从无到有、从单点项目到产业集群，普遍需要数年乃至十余年的培育周期，既依赖配套基础设施、专业人才与中长期金融支持，又要经受市场波动与竞争考验。传统产业“退”得慢、新兴产业“进”得慢，两者叠加形成的转型时间差，正是产业空心化在部分次级城市持续存在的重要原因；若在窗口期内未能完成新旧动能转换，城市便可能从“青黄不接”滑向“青黄不继”。

用电量的区域结构变化从侧面印证了产业布局的深刻调整。2025年，全国全社会用电量达10.37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0%[8]；其中，西部电气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有色行业用电量占全国同行业的比重分别达到21.9%、39%和69.7%，较2020年分别提高13.6个、6个和6.7个百分点[9]。高载能与传统加工环节加速向西部转移，中部、西部高端技术装备制造业用电量较2020年分别增长120%和56%[10]。产业在区域间的重新配置，一方面为承接地带来增长动能，另一方面也意味着部分以传统产业为支柱的次级城市正面临产能外迁与就业流失的双重挤压。对正在承接产业的城市，这是机遇；对原有产业外迁、新产业尚未成型的城市，这则是空心化的过程——产业的“离场”远比“进场”容易，而接棒的新产业往往需要数年乃至十余年的培育周期。

更值得警惕的是高端产业环节的滞后。转移至次级城市的产业多以加工制造、资源加工等中低端环节为主，研发设计、品牌营销、核心零部件等高附加值环节仍集中于核心城市。次级城市承接了生产的“躯体”，却难以承接创新的“大脑”，这种“被制造”的格局一旦固化，城市将在价值链分配中长期处于被动地位。产业转移对接活动的签约规模可观——2025年11月重庆对接活动集中签约159个重点项目、合同金额超1100亿元[11]——但签约项目的落地质量与产业链纵深，才是决定次级城市能否“由制造到创造”的关键。若承接的只是低附加值环节，产业转移就可能是下一轮空心化的起点，而非产业升级的契机。

5.4 创新短板：研发能力与人才储备不足

如果说产业空心化是次级城市当下的困境，那么创新短板则是决定其能否摆脱困境的长期变量。与核心城市相比，次级城市的研发投入强度普遍偏低，高能级创新平台和高端人才相对匮乏，在基础研究与原始创新上的能力差距尤为明显。这种差距并非一日形成，而是创新要素长期向核心城市单向集聚的结果，短期内难以靠一般性政策投入弥合。

创新资源的集聚具有明显的“马太效应”。高校院所、国家重点实验室、龙头企业研发中心等创新载体，天然倾向于布局在人才密集、资金充裕、信息畅通的核心城市；核心城市的创新集聚又反过来强化其人才吸引力与产业竞争力，形成“创新—产业—人才”的正反馈循环。次级城市即便具备一定的产业基础，也往往只能承接核心城市的成果转化环节，处于创新链条的“应用端”而非“策源端”。在科学创新能力这一维度上，次级城市与核心城市的差距尤为明显——这种差距并非短期所能拉近，因为创新平台的培育、研发体系的搭建与人才梯队的形成都具有长周期属性，次级城市在“追赶”核心城市创新水平的过程中，往往面临“越追差距越大”的结构性困境。

这种单向集聚的背后，存在深刻的制度性根源。从人才流动看，户籍与公共服务挂钩、编制与职称评定条块分割、社保与住房公积金跨区域转移接续不畅等制度安排，抬高了人才跨区域流动的成本，使人才一旦流入核心城市便倾向沉淀；次级城市即便出台引才政策，也难以在编制待遇、子女教育、职业发展空间等深层激励上与核心城市竞争。从研发资源配置看，国家级科研平台、重大科技专项与财政科技投入的布局长期与城市行政等级、经济体量相关联，高校院所、重点实验室等创新载体天然向省会与直辖市集聚，次级城市在争取研发资源时普遍处于弱势。这种“行政等级越高、创新资源越集中”的分配逻辑，与市场层面的要素集聚趋势相互叠加，固化了创新资源在区域间的不均衡格局，也使次级城市的创新追赶面临超出单纯要素投入层面的制度性约束。

创新短板的另一面是人才储备不足。次级城市的高校与科研机构数量有限，本地培养的高层次人才毕业后多流向核心城市就业，加之产业能级偏低导致的高薪岗位稀缺，外来人才引进同样困难。人才“引不来、留不住、用不好”的循环，进一步制约了次级城市研发能力的提升与创新生态的构建。对以追赶为目标的次级城市而言，创新短板既是“果”——长期发展滞后的累积结果，也是“因”——决定未来能否跃升的关键约束：没有足够的创新投入与人才储备，产业升级就缺乏最核心的支撑，城市也将在区域竞争中越来越依赖外部赋予的产业分工位置。

5.5 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差距

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是城市吸引人口、集聚产业的“底座”，而次级城市在这一维度上与核心城市的差距同样显著。学术研究对关中平原的测算显示，该区域人均基础设施投资的不均衡指数高达0.73，意味着基础设施投入在区域内核心城市与次级城市之间的分布严重不均，交通、能源、市政等硬件条件的落差进一步放大了次级城市在要素集聚上的劣势[12]。

区域内部不均衡指数对比

注：成渝城市群GDP泰尔指数与关中平原人均基础设施投资不均衡指数均来自同行评审期刊论文（S207），数值越高表明区域内部核心城市与次级城市之间的差距越大。

公共服务领域的差距在教育与医疗上表现得最为直观。医疗资源方面，2025年全国每千人口执业（助理）医师为3.78人，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为7.3张[13]；但卫生人力资源在城乡、地区之间的分布不均衡问题依然突出，西部农村地区每千人口执业医师仅为2.1人[14]。优质医疗资源集中于核心城市的格局，使次级城市居民的就医选择要么“向上流动”——前往核心城市求医，要么“就地承受”——忍受更高的人均医疗负担。

教育方面，2025年全国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6.10%[15]，义务教育阶段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校生达1274.17万人[16]，小学、初中生师比分别为15.76:1和13.00:1[17]。随迁子女的大规模存在，反映出教育资源配置与人口流动之间的张力：大量学龄人口随家庭流向核心城市及其周边，而次级城市的优质学位与师资却在相对流失。信息基础设施与数字化能力方面的差距则更为隐性——5G基站、算力中心、工业互联网平台等新型基础设施的布局同样向核心城市倾斜，数字化能力的鸿沟将在更长的时间尺度上影响次级城市的产业升级与公共服务供给。

公共服务差距的治理，已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的明确政策议题。从顶层设计看，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五年行动计划明确提出提升潜力地区城镇化水平、培育省域副中心城市，意在通过多中心的空间格局缓解要素过度向单一核心集中的压力[18]；“十五五”规划建议进一步要求加快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促进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19]，为次级城市争取公共服务资源提供了新的制度窗口。在操作层面，教育医疗资源均衡化的政策方向已经清晰：以集团化办学、医联体与县域医共体建设为抓手，推动优质教育医疗资源向基层延伸；依托都市圈同城化，推进政务服务跨市通办与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降低公共服务供给与人口流动之间的制度壁垒[20]。对次级城市而言，弥合差距既需自上而下的资源倾斜，也需在区域协同框架下主动对接核心城市优质资源，把“被虹吸”的压力转化为承接公共服务溢出的机会。

公共服务水平：医疗与教育的城乡/区域差距

注：数据来源为国家卫健委统计公报解读（S415）与教育部统计公报（S416）。前两项为每千人口人数（人）、第三项为每千人口床位数（张）、第四项为百分比，量纲不同，数值以标签标注为准。

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的差距，表面上是“硬件”与“软件”的落差，深层则是城市财政能力与发展阶段的差距。次级城市既要补历史欠账，又要应对新增需求，在有限财力下“双线作战”，压力往往比核心城市更为集中。回看五重结构性挑战——核心-边缘失衡、人口流失、产业空心化、创新短板与设施落差——它们并非彼此孤立，而是环环相扣：失衡抑制了人口与产业的留存，人口流失削弱了公共服务与创新的基础，创新短板又反过来制约产业升级。次级城市的“成长烦恼”，本质上是一个需要在区域协调、人口政策、产业政策与公共服务供给上协同求解的系统性问题。这些挑战并非不可逾越，但跨越的前提是先看清其系统性——次级城市能否从“被虹吸”走向“被辐射”、从“人口流失”转向“人口回流”、从“被动承接”迈向“主动选择”，将决定其在未来区域格局中的位置。成长烦恼是约束，也是路径的起点。

第六章 2030年展望：次级城市的“新可能”

站在2025年岁末眺望2030年，中国城市版图正处在一场深刻重构的前夜——核心-边缘失衡、人口流失与产业空心化的约束尚未解除，但区域格局重塑、产业梯度转移与数字绿色浪潮，同样为次级城市打开了角色升级的窗口。当“十五五”规划将“促进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写入顶层设计，当城市群与都市圈从蓝图走向现实，次级城市——这些长期游走于一线与县域之间的“腰部城市”——正迎来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期。趋势已经显现：区域格局走向多中心，生存法则转向差异化，产业转移掀起第二波浪潮，数字化与绿色化提供换道超车的新窗口。但机遇不等于现实，趋势也不会自动兑现。2030年的“新可能”，既取决于次级城市能否乘势而上，也取决于它们能否跨越横亘在途中的一道道坎。

6.1 趋势一：从“单中心”到“多中心”的区域格局

大区域化，是未来五年中国城市格局最显著的变量。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入推进，城市之间的竞争正从“单打独斗”走向“组团作战”。在这一进程中，一个耐人寻味的转变正在发生：次级城市不再仅仅是核心城市的“附属”与“腹地”，而将越来越多地以区域网络中的“节点”身份参与分工、分享红利。城市群内部的产业分工越细密，次级城市的节点价值就越凸显。对于广大的次级城市而言，这既是被纳入更大分工体系的机遇，也是重新校准自身功能定位的挑战——在区域网络的坐标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坐标，才能分享多中心格局的红利。

政策的顶层设计已经为这一趋势铺路。《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五年行动计划》提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五年内提升至接近70%[1]，并以冀中南、皖北、鲁西南等集中片区为重点，培育省域副中心城市[1]。这意味着，一批位于核心城市辐射圈内的次级城市，将被赋予“承接转移、服务周边、支撑区域”的功能定位，从区域的“边缘”走向体系的“节点”。

“十五五”规划建议进一步明确，巩固提升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作用，加快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促进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2]。从“单中心集聚”到“多中心网络”，城市体系的结构性转变，正在为次级城市打开新的成长空间——它们不再只是核心城市光芒下的暗影，而是多中心版图中不可或缺的支点。

都市圈内部的协同联动已经出现实质性进展。以山东为例，2025年济南、青岛两圈共130个协同联动示范项目完成投资超1600亿元，明确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10个重点产业协同，27项政务服务实现跨市通办[3]。济青两圈之间的次级城市，正借助协同联动从“夹缝”走向“枢纽”。这预示着，2030年之前，城市群与都市圈内部的次级城市将加速崛起，成为区域增长的新支点。

都市圈一体化向次级城市的传导，遵循清晰的作用链条：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降低要素流动成本，产业协同重塑空间分工，公共服务共享改变人口迁移决策。处于辐射半径内的次级城市，可在不放弃本地空间优势的同时共享核心城市的市场与创新资源；处于都市圈之间的城市，则有望在承接两端外溢中培育独特的枢纽功能。济青双圈协同联动[3]的示范意义正在于此——当跨市通办、产业共建成为常态，次级城市参与区域分工的深度与广度将显著提升。

多中心格局的深层意义，在于重新定义了次级城市的空间价值。在单中心时代，要素向极核单向流动，次级城市往往只是核心城市扩张的“通道”与“背景板”；而在多中心时代，要素在节点之间双向流动，次级城市凭借成本优势、空间余量与特色禀赋，反而可能成为新要素的“磁极”。随着城际高铁、市域铁路与跨城通道的延伸，人才、资金与技术不再单向往核心城市聚集，次级城市的“反磁力”正在增强。这一结构性变化，将为次级城市承接产业、吸引人口提供前所未有的制度性条件。

“强省会”战略则是另一股推力。在强省会格局下，省会城市周边的次级城市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它们既承接省会的产业外溢，又承担区域副中心的功能。长沙与长沙县、雨花区等形成的“强省会双核”格局，便是这一路径的典型样本[4]。预计到2030年，随着省域副中心与都市圈同城化的深入推进，次级城市将在省域多中心格局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枢纽角色。中国区域格局将从若干“极核”主导，走向更多“节点”支撑的多中心体系——城市体系的重心，将明显向中部隆起、向次级城市下沉。

“强省会”与“多中心”并非彼此对立，而是同一进程的两面：强省会的实质，是让省域资源在更高能级上集聚，再通过产业外溢、交通延伸与功能疏解带动周边；当周边一批次级城市成长为区域副中心与专业功能节点，省域格局便自然从“单核独大”走向“多核联动”[1]。对次级城市而言，关键不在于与大城争锋，而在于主动嵌入省会的产业链与服务链，在服务强核中做大自身，实现从“承接外溢”到“互为支撑”的升级。

6.2 趋势二：特色化、差异化成为次级城市的“生存法则”

如果说“多中心”是区域格局的宏观之变，那么“特色化、差异化”则是次级城市个体的微观之变。长期以来，不少次级城市在追求“大而全”中迷失方向，产业雷同、面貌相似，陷入“千城一面”的困境。摊大饼式的布局，既无法与核心城市争夺高端资源，又丧失了自身的比较优势。在同质化竞争的泥潭里，特色经济、细分赛道正成为次级城市最现实的突围方向——与其在别人擅长的赛道上陪跑，不如在自己的优势赛道里领跑。

京山提供了一个“小切口撬动大产业”的经典样本。这座常住人口不足60万的小城[5]，将网球做到了极致：全市建成356片网球场[5]，2025年网球赛事吸引游客315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达28亿元[5]。2025年9月，京山启建网球数智零碳产业园，提出3年冲刺百亿网球产业集群[6]，20个总投资百亿元的产业链项目集中签约落地[5]。一个县级市，用一只小球撬动了百亿级的产业想象。

随州则把“专”字做成了护城河。作为“中国专用汽车之都”，随州2025年专汽应急产业产值达703亿元、同比增长12.1%，专用汽车年产量连续10年居全国第一，全国每7辆专用汽车中就有1辆是随州造[7]。没有贪大求全，只把一个赛道做到极致，随州便拥有了无可替代的产业地位。

这一“一城一品”的逻辑，正在更多次级城市开花结果：枝江将医用纱布做到极致，年产能达1.5亿米、可绕地球约4圈[8]；永州2025年GDP达2829.58亿元、同比增长5.6%，连续两年跑赢全国平均水平[9][10]；温岭2025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869.47亿元，以商业活力激活内需[11]。

值得注意的是，“一城一品”并不等于固守单一产业。京山的网球、随州的专汽，本质上都是在“专”与“特”的基础上构建完整的产业生态——由赛事到培训、由制造到服务、由产品到文化，围绕一个支点不断延展价值链。这种“专精特新”的城市发展范式，与当前培育“专精特新”企业的政策导向高度同频。这些样本指向一个清晰的判断：从“千城一面”到“一城一品”的转型正在加速。预计到2030年，特色化、差异化将不再是少数城市的突围策略，而会上升为次级城市的普遍“生存法则”。届时，次级城市之间的竞争将不再是“谁更大”，而是“谁更特、谁更精、谁更不可替代”。能够在细分赛道建立“单打冠军”地位的次级城市，将在未来的区域竞争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

从“千城一面”到“一城一品”，转型需要回答三个问题。其一是赛道选择：不从热点出发，而从资源禀赋、既有产业基础、市场需求与政策导向的交集中寻找“最小而最优”的切口——京山的网球[5]、随州的专汽[7]、枝江的医用纱布[8]，都是基于本地基因的顺势而为。其二是生态培育：以龙头企业为牵引，补齐研发、人才、物流等环节，把“一枝独秀”做成“满园春色”，让产业具备自我迭代的能力。其三是品牌营销：通过举办赛事、参与标准制定、打造区域公用品牌，把产地优势转化为品牌溢价。与之形成对照的是，继续走“大而全、抄作业”路线的城市，只会在同质化竞争中被不断压缩利润空间与话语权。

6.3 趋势三：产业转移的“第二波”——从沿海到内陆、从核心到边缘

产业转移是次级城市最重要的外部增量。制造业从核心城市向次级城市、从沿海向内陆转移的趋势，不仅不会停止，反而将进入更深层次的“第二波”。与早年以低成本为单一驱动力的“第一波”不同，这一轮转移叠加了供应链安全、能源结构与市场半径等多重考量，方向更明确、链条更完整、粘性也更强。这一判断有真实的数据支撑。用电量是经济运行的“晴雨表”，2025年全社会用电量达10.37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0%[12]，其内部结构的变化，清晰地折射出产业布局的调整方向。

从用电量口径看，制造业西进的特征十分明显：2025年，西部电气制造业、非金属业、有色行业用电量占全国同行业比重分别达21.9%、39%、69.7%，较2020年分别提高13.6个、6个、6.7个百分点；中部、西部高端技术装备制造业用电量较2020年分别增长120%、56%[13]。产业转移已经从“量的承接”走向“质的升级”——承接的不再只是劳动密集环节，高端装备制造也在加速西进、北上。产业转移的“第二波”，还伴随着产业链分工的深化：过去，转移往往以“厂”为单位整体搬迁；未来，转移将以“链”为单位进行体系重构，核心城市聚焦研发、设计、品牌等高端环节，次级城市承接制造、组装、配套等生产环节，并通过数字化改造向上游研发与下游服务延伸。这种“链式转移”对次级城市的产业配套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也为它们提供了从“制造基地”升级为“产业生态”的契机。

制造业向中西部转移（用电量口径，2025年）

次级城市已是制造业的重要承载地。数据显示，二线城市拥有超过全国近四成的制造业从业人数和近四成的出口额[14]。随着沿海地区土地、人力成本上升与产业升级，这一比例预计还将进一步提升——更多制造环节将持续向二三线、中西部次级城市梯度转移，“从沿海到内陆、从核心到边缘”的纵深布局将更加清晰。

产业转移正在从市场自发走向“政策引导+市场驱动”的双轮驱动。2025中国产业转移发展对接活动（重庆）集中签约159个重点项目、合同金额超1100亿元，涵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制造、数字经济等前沿领域[15]。政策的主动引导，让产业转移的方向更明确、承接的效率更高。

“新三样”——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正在次级城市掀起新一轮布局热潮。宜宾2025年1—2月“新三样”出口同比增长超28倍，占全省“新三样”出口总额的27.3%，动力电池产量占全国16%、全球10%[16]。四川等地围绕新能源、光伏、动力电池、锂电等产业持续布局[17]，中西部以电动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为代表的“新三样”已形成多个产业集群，出口结构正从资源型转向高附加值机电产品[18]。

预计到2030年，产业转移的“第二波”将由次级城市承接关键增量。从沿海到内陆、从核心到边缘的梯度转移将持续深化，次级城市有望在中国先进制造业版图中占据更大份额——这既是机遇，也是对这些城市承接能力与转化能力的考验。谁能把转移来的产业“接得住、留得下、长得出”，谁就能在下一轮产业周期中占得先机。

“第二波”转移的走向，由四重驱动共同决定。成本驱动是底色：沿海土地、劳动力与能源成本上行，制造利润被不断压缩，向内陆寻找成本洼地的动力长期存在；市场驱动是引力：中西部配套与消费市场日渐成熟，就近配套、就近销售缩短了响应半径，转移从“追成本”转向“拓市场”；政策驱动是推力：国家区域协调部署与承接地在用地、税收、融资上的支持，降低了企业跨区域布局的摩擦成本；要素驱动是升级：数据、算力、绿电等新要素的布局，使部分中西部城市在新型工业化赛道上具备了与沿海同台竞争的条件。相应地，承接地的竞争将从“拼优惠”升级为“拼配套、拼生态、拼环境”，能否提供稳定的要素保障与高效的政府服务，将决定谁能承接更高价值的产业环节。

6.4 趋势四：数字化与绿色化成为次级城市的“换道超车”机会

数字化与绿色化，是次级城市实现“换道超车”的两条新赛道。传统区位理论认为，地理区位决定城市能级——港口、铁路与市场距离，定义了城市的兴衰。但数字经济正在打破这一约束：算力、带宽与数据资产，取代了传统的区位禀赋，成为新的生产要素。数字经济显著降低了对地理区位的依赖，这让远离核心市场、缺乏传统区位优势的次级城市，第一次站到了相对平等的起跑线上。一个拥有充足电力、良好算力与数据要素的城市，与一个传统区位优越的城市，在数字经济时代的差距被大大压缩——这正是次级城市可以把握的“窗口红利”。

临汾的“云上逆袭”提供了一个生动注脚。这座典型的资源型城市，2025年仅尧都区的数字经济总量就达557.6亿元[19]，百度、字节跳动、阿里云等相继落地，百度智能云基地成为全国最大的自动驾驶数据产业基地[19]。一座煤炭城市，凭借“云上”转型，正在改写自己的产业基因。

竹溪则是县域数字经济的代表。这座鄂西北山区小县，截至2025年10月数字经济产业规模达12亿元、预计全年突破20亿元[20]；其“国芯一号”智算中心一期规模50P、规划扩容至650P，已吸引华为、科大讯飞等10家企业落户[20]。山区小县点亮“芯”经济，印证了数字经济对区位约束的突破。

数字经济之所以能降低地理依赖，在于它改变了生产要素与生产组织的形态。远程服务让医疗、教育、设计等知识密集型服务摆脱了“人在哪里、服务在哪里”的约束，次级城市的居民与企业得以接入高水平服务资源；平台经济在线上重新匹配供需，直播电商让县域产品直面全国市场，产业互联网平台把次级城市的制造能力嵌入全国供应链；数据要素与算力设施更是“去地理化”的新生产力——数据中心、智算中心可布局在电价、气候与能源更具优势的内陆城市，数据存储、标注、训练与推理环节天然向算力成本低、能源充裕的地区集聚。竹溪的“芯”经济[20]与临汾的“云上”转型[19]，正是这一逻辑的生动注脚。

数字经济案例：县域“云端”转型（2025年）

绿色化则从另一个维度为次级城市赋能。绿色发展不仅是责任，更是机遇——生态资源丰富、环境容量较大的次级城市，正迎来绿色发展的政策红利。2025年发布的中小城市绿色发展指数达70.9、较上年提高1.0[21]；2024年绿色发展百强县（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均值达84.23%、提升1.19个百分点[21]。中小城市绿色发展指数持续提升，意味着“绿水青山”正在加速转化为“金山银山”，生态红利正从概念走向现实。

中小城市绿色发展指数与空气质量（2025年发布）

生态价值的实现，并不只依赖植树造林与生态修复，更依赖于制度创新与市场机制。碳交易、生态补偿、绿色金融等工具，正在为生态资源丰富的次级城市打开价值变现的通道。那些把“生态家底”视为“发展资本”的次级城市，将在绿色产业、低碳园区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探索中占得先机。预计到2030年，数字化与绿色化的叠加效应将进一步释放：兼具算力基础、数据要素与生态禀赋的次级城市，有望绕开“先污染后治理”“先追随再超越”的传统路径，在新型工业化与绿色转型的交汇处找到属于自己的身位。届时，绿色竞争力将与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实力同等重要，成为衡量次级城市综合能级的新标尺。

绿色发展红利的兑现，同样需要清晰的路径设计。其一是产业路径：依托风光资源与生态空间，布局风电、光伏、储能与绿色制造，把“生态家底”转化为“绿色产能”；其二是机制路径：借助碳交易、生态补偿、绿色金融等市场化工具，让生态保护与修复产生可计量的经济回报；其三是品牌路径：通过绿色食品、生态旅游与区域公用品牌建设，把生态优势沉淀为产品溢价与城市名片。中小城市绿色发展指数的持续提升[21]，印证了生态红利正从概念走向现实；更值得关注的是，绿色与数字正在叠加，“绿电+算力”正成为次级城市吸引新兴产业落地的组合拳。

6.5 必须跨越的三道坎

然而，趋势不会自动兑现。2030年的“新可能”，取决于次级城市能否跨越三道横亘在途中的坎。这三道坎，分别对应资源、人口与产业三个维度，是次级城市从“边缘”走向“节点”必须闯过的关口。跨越这三道坎，没有捷径，但有共同的底层逻辑：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城市功能定位上“扬长避短”，在区域协同上“主动融入”，在体制机制上“先行先试”。次级城市的跃升，从来不是靠等来的红利，而是靠主动谋变赢得的空间。

第一道坎，是从“被虹吸”到“被辐射”。核心城市凭借更高的薪酬、更优的公共服务与更完善的产业生态，持续抽吸次级城市的资本、人才与消费，形成“虹吸效应”。区域内部的失衡并非个案——已有研究测算，成渝城市群内部经济集聚的泰尔指数高达0.68，关中平原人均基础设施投资的泰尔指数达0.73[22]，核心与边缘的落差依然显著。如何让核心城市的“极化”转为“扩散”，让次级城市从被动“被虹吸”变为主动“被辐射”，是必须跨越的第一道坎。都市圈同城化、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与公共服务共享，正是破解这一困局的钥匙。跨越这道坎，在于把“交通同城”升级为“功能同城”，推动公共服务、要素市场与营商环境全面接轨；次级城市更要主动在产业链上找位、在服务圈中补位，把单向的“虹吸”改写为双向的“对流”。

第二道坎，是从“人口流失”到“人口回流”。人是城市发展最根本的要素。当前，部分次级城市仍面临人口净流出的压力：2025年辽宁常住人口4131万人，自然增长率为-6.88‰，常住人口净减少24万[23]；东北三省2025年合计减少常住人口72.62万人，2016—2025年十年累计减少约1051万人[24]。要逆转人口外流，次级城市必须在产业、就业与公共服务上形成真正的“拉力”——让外流人口看到返乡发展的机会，让年轻人在家门口也能找到体面的工作、宜居的生活。人口回流的根本，在于“产业引人、宜居留人、政策暖人”：做强本地优势产业的就业承载力，让“家门口的岗位”具备竞争力的薪酬与成长空间；补齐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短板，以低成本、高品质的生活对冲核心城市的吸引力；依托乡贤回归、柔性引才等机制，把“外出务工者”转化为“返乡创业者”。

第三道坎，是从“被动承接”到“主动选择”。产业转移为次级城市带来增量，也暗藏陷阱：如果只是被动承接核心城市淘汰的落后产能，次级城市将陷入“低端锁定”的循环。次级城市必须在承接中建立自主产业体系，从“来什么接什么”转向“缺什么引什么”，在承接中完成消化、吸收与再创新，将外部转移转化为内生动力。承接是手段，自主是目的——一个真正强大的次级城市，应当既善于“借势”承接外部资源，又敢于“造势”培育本土力量，在开放合作中守住发展的主导权。唯有如此，“第二波”产业转移才能真正沉淀为城市的长期竞争力。跨越这道坎，是构建“承接—消化—再创新”的完整闭环：以产业链招商筛选符合功能定位的优质环节，以共建研发平台、飞地园区引入创新资源，以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储备与产业升级相匹配的劳动力，把外部的“输入性增量”内化为本土的“内生性动力”。承接要有门槛，选择要有定力。

三道坎，每一道都考验着次级城市的战略定力与执行能力。跨过去，2030年的“新可能”才会从趋势变为现实；跨不过去，趋势就只能是别人的趋势。这是未来五年，次级城市必须作答的必答题。

结语：次级城市——中国经济的“腰部力量”

回到开篇提出的核心问题：次级城市在中国城市体系中究竟扮演怎样的角色？它的未来在哪里？走完全篇，答案已经清晰：次级城市不是“配角”，而是撑起中国经济“腰部”的中坚力量。它们或许不像超大城市那样光芒夺目，却以最广大的分布、最庞大的数量、最深厚的产业纵深，托举着中国城镇化的底盘与制造业的基本盘。放眼全球，几乎所有大国经济的稳定，都离不开数量庞大的中间层级城市——它们承接核心城市的功能溢出，辐射广阔的县域腹地，构成区域经济循环的“中继站”。中国作为超大规模经济体，次级城市的健康程度，直接关系到国内大循环的畅通与否。理解次级城市，就是理解中国经济的纵深。

中国有2554个中小城市，城区常住人口规模集中于10万至100万，构成中国城市体系最庞大的主体[25]。仅以其中实力最强的百强县市与百强区为例，它们以占全国2.77%的国土面积承载了14.19%的常住人口，创造了20.79%的GDP和8.05%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6]。中国经济需要“头部”的引领，更需要“腰部”的支撑——没有健康的“腰部”，中国经济就站不稳。无论从人口承载、经济增长还是民生保障看，这一庞大群体的健康与否，都直接决定中国经济的成色与温度。理解“腰部力量”，还需要跳出单座城市的视角：城市体系如同人的躯干，头部负责方向，腰部承担重量。头部城市决定天花板的高度，腰部城市则决定经济体量的厚度与弹性——当一个经济体处于上行期，头部城市引领增长；当外部冲击来临，决定韧性的，恰恰是数量庞大、分布广泛的腰部城市能否扛住压力、稳住基本盘。次级城市所承载的，正是中国经济的这种“厚度与弹性”。

“腰部力量”的强化，首先是一个制度命题。从区域协调看，当增长要素持续向少数头部城市集中，区域间的“数字差距”或许在缩小，城市间的“能级落差”却在拉大；培育次级城市，正是把区域协调的重心从“帮扶落后”转向“培育支点”，以一批具有产业承载力与人口吸纳力的腰部城市，撑起多中心、网络化的国土空间格局。从城镇化质量看，城镇化的下半程重点不在“率”的攀升，而在“质”的提升——能否让农业转移人口在次级城市稳定就业、定居落户、享有均等化公共服务，直接决定城镇化的成色；次级城市数量庞大、门槛适中、承载弹性大，正是提升城镇化质量最现实的载体[25]。

次级城市的未来，不在于“变成核心城市”，而在于“成为更好的自己”。京山用网球撬动百亿产业[5][6]，永州以5.6%的增速连续跑赢全国平均[9][10]——特色化、差异化，才是次级城市的“生存法则”。每个城市不必成为另一个深圳，只需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扇门，打开它，就打开了通往未来的路。对每一座次级城市而言，最珍贵的不是复制他人的成功，而是发现并放大自身的独一无二。

从更宏阔的视角看，次级城市的崛起，是中国城市体系从“金字塔型”走向“橄榄型”的关键。当少数头部城市独大、腰部城市孱弱时，城市体系是“头重脚轻”的；当次级城市足够强壮，城市体系才能走向“腰部坚实”。这种从“金字塔型”走向“橄榄型”的转变，有着深刻的现实指向：当一个经济体的城市体系“头重脚轻”时，增长的红利容易滞留在少数头部城市，区域差距与城乡差距相互交织、放大；而当“腰部坚实”时，增长的红利能够经由次级城市向更广大的县域与乡村传导，形成“火车头带动、腰部承重、车尾跟进”的良性循环。次级城市的强壮，本质上是中国经济纵深与回旋余地的强壮。一个腰部坚实的城市体系，才能在外部冲击面前保持韧性，在结构转型之中保持活力。

当然，这样的转变不会自动发生。次级城市的未来，既有区域格局多中心化、产业转移纵深推进、数字化与绿色化换道等趋势的牵引，也面临着被虹吸、人口流失、被动承接等现实约束。趋势与约束并存，意味着次级城市的崛起既需要外部机遇的眷顾，更需要内部谋变的努力。但也正是这种“在约束中求突破、在趋势中抢先机”的过程，塑造着中国经济的韧性与活力。

这也意味着，次级城市的崛起不会依赖“大水漫灌”式的资源倾斜，而将更多地通过改革红利、市场机制与区域协同释放内生动力。对金融机构而言，特色产业、专精特新企业、县域数字基建与绿色项目，正构成次级城市最具成长性的服务空间；把金融资源配置到产业的“神经末梢”，既是把握区域结构性机遇的需要，也是支持新型城镇化与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落点。

这便是本报告最核心的启示：次级城市的发展，不仅关乎区域平衡，更关乎中国经济的韧性与活力。在核心城市与县域之间，次级城市是承上启下的“关键变量”——向下，它辐射带动县域与乡村，把城市化的红利延伸到广袤腹地；向上，它支撑都市圈与城市群，为大国经济的空间重构提供支点。面向2030年，当趋势照进现实、当三道坎逐一跨越，让每一个次级城市都成为“更好的自己”，中国经济的“腰”就会更硬、更稳、更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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