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中国次级城市发展指数报告

摘要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在中国城市体系中，位于金字塔尖的超大城市与数量庞大的县域经济之间，存在着一个规模巨大却长期被低估的群体——“次级城市”。在中国33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4座一线城市和15座新一线城市吸引了大多数目光；而在它们身后，30座二线城市、70座三线城市、90座四线城市和128座五线城市，合计约318个次级城市[1]，共同构成了中国城市体系的“腰部”与“底座”。这些城市既非金字塔尖，也非县域以下的基层单元，却是中国城镇化与区域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

次级城市的体量不容小觑。全国城市总数超过2650个，其中城区常住人口10万至100万的中小城市有2554个，含地级建制市主城区191个[2]；二线城市拥有全国近四成的制造业从业人数和近四成的出口额[3]。百强县市和百强区以全国2.77%的国土面积，承载了14.19%的常住人口，创造了20.79%的地区生产总值和8.05%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4]。然而，区域内部失衡同样突出——成渝地区的GDP泰尔指数高达0.68，关中平原的基础设施投资不均衡指数达到0.73[5]。

这引出本报告的核心问题：什么是“次级城市”？应如何科学界定与测度其发展水平？哪些次级城市正在崛起、哪些在收缩？它们面临哪些结构性挑战？面向2030年，次级城市的格局将如何演变？本报告循着“概念界定—指数构建—发展全景—崛起样本—结构性挑战—2030展望”的递进逻辑，为政策制定与投资决策提供参考。

二、核心发现

（一）界定与测度：确立次级城市的操作化口径与SCDI指数体系。本报告将次级城市操作化界定为位于一线、新一线城市之下、县域之上的地级及以上城市，即二、三、四、五线城市共约318个[1]。这一界定融合了国际学术语境中“次级城市”（secondary cities）的理论传统——丹尼斯·朗迪勒里早在1983年即提出以分散的次级城市体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战略[6]——与官方五类七档城市规模分级、市场化的城市线级排行。在此基础上，本报告构建了次级城市发展指数（SCDI）体系，涵盖经济规模与增长韧性、产业结构与升级能力、创新驱动与科技能力、人口与城市活力、开放与区域嵌入、绿色发展与可持续性六大维度共24项指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与熵值法赋权，以2025年为基准年回溯十年趋势，实现次级城市发展的可测度化。

（二）发展全景：整体韧性中的三重分化。2024年，中小城市综合实力指数为77.5，在宏观经济承压背景下显示出较强韧性；投资潜力指数为87.1，工业“压舱石”效应持续增强[4]。但韧性之下分化显著：区域维度，东部持续领跑——昆山、江阴GDP双双突破5000亿元大关[7]，苏锡常等二线城市人均GDP反超广深[8]；中部加速崛起——湖北固定资产投资增速6.5%、规上工业增速5.9%，安徽规上工业增速9%居工业大省前列[9]；西部亮点初显——宁夏灵武市GDP增速达15.4%，居全区第一[10]；东北承压明显——综合实力指数降至69.6，为四大区域最低[7]。类型维度，次级城市呈现城市扩张推动、欠发达农业、资源依赖、制造业驱动、特色经济五类典型形态。

（三）崛起样本：四条差异化突围路径。京山以网球为支点撬动百亿产业——常住人口不足60万的小城建成356片网球场，2025年成为全国首个同时承办WTA125与ATP100职业赛事的县级市，全年吸引315万人次游客、实现旅游综合收入28亿元，并完成20个总投资百亿元的产业链项目签约[11]；永州以连续两年5.6%的GDP增速跑赢全国平均，2025年GDP达2829.58亿元[12]；新兴城市的消费潜力加速释放——盒马2025年一年进入40个新兴城市[13]，温岭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869.47亿元[14]；产业承接为次级城市注入制造动能——随州专用汽车应急产业产值达703亿元、产量连续十年全国第一[15]。

（四）结构性挑战：五重约束制约跃升。核心-边缘失衡方面，投资、品牌、基础设施与贸易高度集中于核心城市，成渝GDP泰尔指数达0.68，区域内部不均衡突出[5]；人口流失方面，东北三省2025年常住人口合计减少72.62万人，2016—2025年十年累计减少约1051万人[16]；产业空心化方面，传统产业衰退与新兴产业培育存在“时间差”，西部电气、非金属、有色行业用电占比虽较2020年提高13.6、6、6.7个百分点，但高端产业仍待成长[17]；创新短板方面，R&D投入强度与高能级平台建设普遍落后于核心城市；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方面，全国每千人口执业（助理）医师3.78人，而西部农村仅2.1人[18]，教育医疗落差依然显著。

三、展望与启示

（一）2030年的四大趋势。其一，区域格局从“单中心”走向“多中心”，城市群内部次级城市将从核心城市的“附属”变为“节点”[19]；其二，特色化、差异化成为生存法则，从“千城一面”到“一城一品”加速转型；其三，产业转移迎来“第二波”，制造业从沿海向内陆、从核心向边缘梯度布局，宜宾动力电池产量已占全国16%、全球10%[20]；其四，数字化与绿色化成为“换道超车”的机会，2025年中小城市绿色发展指数达70.9[21]，数字经济降低了对地理区位的依赖。

（二）必须跨越的三道坎。从“被虹吸”到“被辐射”，打破核心城市对次级城市的资源抽吸效应；从“人口流失”到“人口回流”，逆转人口外流趋势；从“被动承接”到“主动选择”，在产业转移中建立自主产业体系。

（三）结语。次级城市不是“配角”，而是中国经济的“腰部力量”——当次级城市足够强壮，中国城市体系才能从“金字塔型”走向“橄榄型”，从“头重脚轻”走向“腰部坚实”。次级城市的未来不在于“变成核心城市”，而在于“成为更好的自己”：特色化、差异化才是其可持续的生存法则。

引言：中国城市体系的“腰部力量”

中国33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1]，4座一线城市与15座新一线城市几乎吸引了关于中国城市的所有目光[2]。但在聚光灯之外，30座二线城市、70座三线城市、90座四线城市与128座五线城市[3]，共同构成了中国城市体系的“腰部”与“底座”。它们既不是金字塔尖的顶级城市，也不是县域以下的基层单元，而是处于超大城市与县域经济之间的“中间地带”。这些看似“平凡”的城市，承载着中国绝大部分城镇人口的日常生计，聚合着规模可观的产业与市场，是中国城镇化进程和区域经济发展最厚重的基本盘——它们，正是本报告所聚焦的“次级城市”。

“次级城市”之所以能够担纲“腰部力量”，关键在于它在中国城市体系中扮演着独特的“传导枢纽”角色。向上，它承接一线与新一线城市的产业外溢、创新辐射与人口疏解——当核心城市的地价、用工与空间成本高企，制造业产能、区域性功能节点与相当一部分常住人口会沿着交通与产业链网络向外梯度扩散，次级城市正是这股溢出效应最主要的落点；向下，它又以相对完整的公共服务体系和区域市场网络为依托，将城市功能、技术信息与消费需求向周边县域和乡村延伸，带动县域经济融入更广阔的国内循环。承上而启下，这一双向传导机制正是次级城市区别于头部城市与县域单元的本质所在，也是“腰部力量”得以成立的机制基础。

在超大城市与县域经济之间，占中国城市总数绝大多数的次级城市，如何撑起中国经济的“腰部”？要回答这一命题，需先看清中国城市体系的规模结构。

33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线级构成（座）

注：按第一财经“新一线城市魅力排行榜”2025年分级。[4]

把视野从少数头部城市移开，中国城市的“绝大多数”，恰恰是规模不大、声量有限的“腰部”。全国城市总数超过2650个[5]，其中城区常住人口10万至100万的中小城市多达2554个[6]；在这2554个中小城市中，拥有地级建制市主城区的城市有191个[7]。换言之，在中国城市体系中，常住人口不足百万的城市数量占比超过九成。它们分布在大江南北、城市群内外，是新型城镇化的主体空间，也是区域经济循环最基础的组织单元。读懂这些城市，才能真正读懂中国城市化的全貌。

前述中小城市的庞大体量，需要置于中国城镇化“广域展开”的历史进程中方能充分理解。它意味着，中国的城市化并非少数巨型城市的单极突进，而是数以千计的中小城市同步发育、多点开花；每一个中小城市背后，都是一片承接产业、吸纳就业、供给公共服务的区域腹地。中小城市的城区人口区间，恰好落在城市功能由“规模集聚”转向“网络分工”最活跃的能级带——在此能级上，城市既足以支撑起细分产业的专业化集群，又不至于因规模过大而与乡村腹地之间失去紧密联系。因此，中小城市的数量之众，本身就是中国城市体系纵深与韧性的直观写照，也构成了次级城市赖以生长的结构性土壤。

这些中小城市的分布并非杂乱无章，而是与中国城镇化“组团式”推进的空间逻辑深度嵌合。在长三角、珠三角、成渝等城市群内部，中小城市沿交通廊道密集分布，构成都市圈的卫星城与产业腹地；在中西部广大地区，地级市城区与县城则是区域经济增长的“支点”，承担着集聚人口、组织生产、供给公共服务的基础功能。无论身处城市群的“网眼”，还是独立区域的“节点”，中小城市都构成了中国城镇化空间格局的底色。

中小城市的体量，并不意味着它们是无足轻重的“配角”。恰恰相反，正是这2554个中小城市连同处于中间层级的次级城市，撑起了中国经济的纵深。二线城市拥有全国近四成的制造业从业人数和近四成的出口额[12]，是制造业与外贸格局中的“压舱石”；百强县市和百强区以全国2.77%的国土面积，承载了14.19%的常住人口，创造了20.79%的地区生产总值[13]。2024年，中小城市综合实力指数达到77.5，投资潜力指数达到87.1[14]——在宏观经济承压、外部环境复杂的背景下，这一组数值显示出次级城市与中小城市的发展韧性。制造业的根基、外贸的份额、增长的潜力，共同说明：中国经济的“腰部”不是空洞的概念，而是由可观的产业规模与要素密度所支撑的实体。

制造业从业规模与出口份额之所以能累积起如此可观的体量，根植于次级城市在中国产业链中的结构性位置。一方面，它们承接了核心城市“退二进三”进程中转移出的制造环节，并在长期演化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产业集群，成为国内供应链上难以绕开的节点；另一方面，当外部环境波动、全球分工调整之时，次级城市依托相对完整的地方配套与庞大的熟练劳动力储备，往往展现出更强的回旋余地。与此同时，数量可观的次级城市人口共同构成了内需市场的纵深，近年来消费向新兴城市下沉的趋势，所指向的正是这一人口基数蕴含的潜在购买力。产业之实与市场之广相互叠加，共同定义了次级城市在中国经济版图中的真实分量。

然而，“腰部”并非铁板一块。成渝地区的GDP泰尔指数高达0.68，关中平原的基础设施投资不均衡指数达到0.73[15]，区域内部的不均衡同样触目惊心。在核心城市的虹吸与辐射之间，在产业转移与人口流动之中，次级城市的分化正在加剧：有的城市依托特色经济实现逆袭，有的城市因人口流失而活力衰减，有的城市在产业承接中换道超车，也有的城市在转型升级中步履蹒跚。谁在崛起、谁在收缩，取决于城市能否嵌入区域网络、承接产业梯度、培育比较优势。区域内部的失衡，正是次级城市群体内部“分化图景”的深层根源，也是观察其发展质量的重要切入点。

面对这幅图景，一组问题随之浮现：什么是“次级城市”？这一概念在中国城市体系中如何界定？次级城市的发展现状如何——哪些在崛起、哪些在收缩？它们面临哪些结构性挑战？如何构建一套科学的次级城市发展指数，为政策制定与投资决策提供可参照的坐标系？在迈向2030年的进程中，中国次级城市又将呈现怎样的格局？

回答这些问题，既关乎认识，更关乎行动。对政策制定者而言，次级城市是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着力点，其发展质量直接影响新型城镇化的成色；对金融机构与投资者而言，次级城市是下沉布局的“价值洼地”，其增长潜力需要一套科学的度量框架来识别；对广大的城市治理者而言，次级城市如何在核心城市的阴影下找到自己的位置，是普遍而紧迫的现实课题。由此，本报告循着一条递进的主线展开：从概念界定到指数构建，从发展图景到崛起样本，从结构性挑战到2030年展望。界定回答“是什么”，测度回答“怎么量”，图景回答“怎么样”，样本回答“谁突围”，挑战回答“难在哪”，展望回答“往哪去”——层层递进，共同拼出中国次级城市的完整画像。

这一主线并非若干议题的简单拼合，而是依循“概念—测度—图景—样本—挑战—展望”的认识次序逐层推进。概念界定解决“分析对象是谁”的元问题，为全部讨论划定边界；指数构建将概念转译为可比较的定量刻度，使“发展水平”从模糊感知变为可验证的测度；发展图景与崛起样本从总量与个案两个层面相互印证，回答次级城市“表现如何、何以突围”；结构性挑战识别制约因素，2030年展望则把现实观察投射到未来坐标。六个环节环环相扣，前一步的结论构成后一步的前提，整份研究由此既保持内在的逻辑自洽，又使每个环节都能独立接受检验、更新与拓展。

第一章 概念界定：什么是“次级城市”？

1.1 “次级城市”的理论溯源

“次级城市”（secondary cities）并非中国独有的话语，而是国际城市研究中的经典概念，又称“中间城市”（intermediate cities），指在城市体系中位于核心城市之下、承担次级经济与政治功能的城市[16]。这一概念的核心，是承认城市体系并非由少数头部城市独撑，而是由规模、功能各异的多层级城市共同构成。在发展中国家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中，次级城市的角色尤为关键：当资源与人口过度集中于少数“首位城市”时，承上启下的次级城市成为缓解失衡、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变量。

这一思想在20世纪80年代获得系统性的理论化。美国学者丹尼斯·朗迪勒里（Dennis Rondinelli）于1983年出版专著，系统提出“次级城市”发展战略[17]：以地理区位和经济水平为基础，建立分散的次级城市体系，以小城镇作为增进城乡联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中介[18]。这一战略的靶向，正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过度城市化”与“首位城市病”——资源、投资与政策过度集中于少数大城市，而广大的中小城市与城镇网络未能在经济增长中发挥应有作用，城乡之间的断裂由此加深。朗迪勒里的方案，是要在核心城市之外培育一批有承接能力的次级中心，让城市化的红利沿着城市体系梯度扩散。

朗迪勒里理论的核心思想，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城市规模等级是决定发展政策成功与否的关键[19]。次级城市处于城市体系的中间层级，向上承接核心城市的辐射与外溢，向下向农村地区传递城市功能与公共服务；若能在此层级建立合理的城镇体系，便能构建起核心—次级—基层之间的梯度传导机制，推动城市功能向乡村延伸、城乡要素双向流动。这一思想为后世审视城市体系中的“中间力量”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坐标，也直接启发了本报告对“次级城市”的聚焦。

在英文文献中，“secondary cities”与“intermediate cities”两个术语常被交替使用，但侧重略有不同：前者强调城市在等级体系中的次中心地位，后者强调其在城乡连续体中的中介功能。无论何种表述，都指向同一个事实——城市体系的有效运转，不仅依赖少数核心城市的引擎作用，更有赖于次级城市这一“中间层”的枢纽功能。值得注意的是，“次级”一词并不含有贬义，而是对功能位置的客观描述；许多次级城市凭借独特的产业基础、区位优势或文化资源，展现出远超其规模层级的发展活力。这一认识，为理解中国次级城市的多样性提供了开放的理论视角。

需要澄清的是，朗迪勒里所倡导的“分散城市化”，并非否定城市集聚的经济效率，而是反对过度集聚导致的失衡——资源与人口过度集中于少数首位城市，既使广大次级地区无法分享城市化红利，也加剧了首位城市的承载压力。在集聚与分散之间寻求动态平衡，才是分散城市化战略的实质。这一认识在进入21世纪后，进一步上升为全球城市化治理的共同关切。在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进程仍将长期推进，而新增城市人口的落点正越来越多地分布在数量庞大的次级城市而非少数首位城市之上。这意味着，次级城市的承载能力与治理质量，直接关系到数以亿计新市民的就业、住房与公共服务供给；次级城市若无法有效承接人口集聚，城市化进程就可能滑向空间失衡与城市病蔓延。正因如此，国际城市研究与多边发展机构普遍强调“从首位城市转向次级城市”的政策取向，将次级城市视为实现包容、韧性与可持续城市化的重要支点。这一全球视野，既为观察中国次级城市提供了外部参照，也凸显了本报告聚焦“腰部力量”的现实意义。

1.2 中国语境下的“次级城市”

在中国的治理语境中，城市规模首先由官方标准界定。2014年，国务院发布《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20]，以城区常住人口为标准，将城市划分为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五类七档[21]。具体而言，城区常住人口1000万以上的为超大城市，500万至1000万为特大城市，100万至500万为大城市（其中300万至500万为Ⅰ型大城市、100万至300万为Ⅱ型大城市），50万至100万为中等城市，50万以下为小城市。这一口径以人口规模为唯一标尺，为城市分类管理、公共资源配置提供了基础框架，但它并未直接给出“次级城市”的位置——在官方的五类七档中，“次级城市”分散于大城市与中等城市之间，缺乏统一的身份标识。

与官方标准互补的，是市场研究领域的城市分级。第一财经“新一线城市魅力排行榜”以商业资源集聚度、城市枢纽性、城市人活跃度、新经济竞争力和未来可塑性等五大维度[22]，对33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进行综合排名[23]，将其划分为一线城市4座、新一线城市15座、二线城市30座、三线城市70座、四线城市90座、五线城市128座[24]。这一分级虽非官方标准，却因贴近市场感知、反映商业要素与人才的流动方向而获得广泛采用，成为企业布局、消费研究与人才流动经常援引的通行坐标。它也为“次级城市”的识别提供了一个相对清晰的清单：处于一线与新一线之下的二至五线城市。

在学术研究中，次级城市通常被理解为大区域系统中核心城市之外的较小城市实体，多见于以单一中心为主的城市体系[25]。与官方“五类七档”的规模标尺和市场榜单的商业化排序不同，学术意义上的次级城市更强调城市在区域网络中的功能位置——它们既是核心城市辐射的承接者，也是连接广大腹地的组织节点。在成渝地区、关中平原等城市群内部，次级城市与核心城市之间的功能分工与要素联系，正是区域研究关注的重点。

三种维度各有所长、互为补充：官方标准提供治理层面的基准框架，市场榜单捕捉商业与人才流动的即时感知，学术研究则刻画区域网络中的功能关系。三者共同勾勒出中国城市分级的多棱镜像，也共同暴露出一片被忽视的“中间地带”：在头部城市与县域之间，存在一个规模庞大但长期缺乏系统研究的城市群体。它们既不像一线城市那样被反复书写，也不像县域那样受到政策与市场的集中关注，却在宏观格局中占据举足轻重的位置——这正是本报告所要聚焦的次级城市。

三个口径的差异，根植于它们各自的服务目的与度量逻辑。官方标准服务于行政分类与资源配置，故选取人口规模这一最便于统计、最具刚性约束的指标作为唯一尺度；市场榜单服务于商业选址、消费研究与人才流动的观察，故采用能够刻画商业要素集聚与流动方向的多元指标；学术界定服务于区域结构与功能研究，故更注重城市在区域网络中的相对位置而非绝对规模。口径不同，用途各异，彼此之间也存在潜在的张力：一座城市可能在官方口径中属于“大城市”，在市场榜单上却位列较低线级；一座商业活力充沛的城市，在区域功能分工中可能仍处于从属地位。正因如此，任何单一口径都无法独立完成对“次级城市”的完整界定，唯有将三者并置对照、相互校核，才能在治理、市场与研究的多重视角之下，逼近对中国城市体系中“中间地带”的准确把握。

1.3 本报告的“次级城市”界定

综合官方、市场与学术三个维度的界定，本报告提出次级城市的操作化定义：在中国城市分级体系中，位于一线城市和新一线城市之下、县域之上的地级及以上城市——即二线城市、三线城市、四线城市与五线城市，共约318个[26]。这一界定将次级城市从抽象的概念转化为具体的城市集合，使后续的发展图景描摹、指数构建与趋势研判成为可能。

这一定义以五重依据为支撑。其一，经济规模上，次级城市多为区域经济的中等规模单元，既具备产业承载能力，又未形成绝对意义上的要素集聚；其二，人口规模上，次级城市的城区常住人口通常高于县域、低于核心城市，处于典型的“中间人口区间”；其三，行政层级上，次级城市以地级及以上建制为主体，拥有相对完整的城市治理体系与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其四，区域辐射能力上，次级城市在各自都市圈或城市群内部承担次级中心功能，是区域网络的节点而非终点；其五，与核心城市的空间关系上，次级城市与一线、新一线城市保持密切的要素流动与产业分工，既承受虹吸，也分享辐射。五个维度相互印证，共同构成一条可操作、可比较的界定边界。

据此，本报告的次级城市覆盖范围为30座二线城市、70座三线城市、90座四线城市与128座五线城市，合计318个[27]。这一口径将“次级城市”从笼统的学术概念转化为可测度、可比较、可追踪的分析对象，也为构建次级城市发展指数划定了清晰的测算边界。需要说明的是，318个并非一个封闭的集合——随着城市能级的动态变化，城市在分级序列中的位置可能调整，但以二至五线城市界定次级城市的基本口径，为跨年度比较提供了稳定的框架。

之所以采用“线级+行政层级”的双重标准划定边界，而非诉诸单一维度，源于对可操作性与稳定性的双重权衡。单以行政层级划分，县域与地级市的界限固然清晰，却难以反映城市之间真实的发展落差——同属地级建制的城市，商业能级与要素集聚程度可能相去甚远；单以线级划分，虽贴近市场感知，却会随榜单的年度调整而产生口径漂移，不利于跨年度的纵向追踪。将两者结合，既借助线级识别“实际发展意义上的腰部”，又借助行政层级保障“治理结构意义上的完整”，从而在动态变化与横向可比之间取得平衡。这一取舍，也解释了本报告为何在众多可能的划界方案中，最终选择以二至五线城市构成的次级城市样本集合作为分析对象。

318个次级城市的线级构成（座）

注：按第一财经“新一线城市魅力排行榜”2025年分级。[28]

需要强调的是，318个次级城市并非均质的整体。从东部沿海到中西部内陆，从制造业重镇到资源型城市，次级城市内部的分化程度，往往不亚于其与核心城市的差距。有的次级城市人均产出已反超一线城市，有的仍在产业转型中艰难求索；有的城市人口持续流入，有的城市面临收缩压力。界定概念、明确范围，只是认识次级城市的起点；如何把这一概念转化为可操作的度量工具，系统地刻画其发展水平与演进方向，将是下一步必须回答的问题。

第二章 指数构建：次级城市发展指数（SCDI）体系

对约318个次级城市的发展水平进行系统测度，首先需要回答"测什么、怎么测、依据什么来测"这一基础问题。[1]次级城市发展指数（SCDI）在系统梳理国内外既有城市评价体系的基础上，构建了以经济规模与增长韧性、产业结构与升级能力、创新驱动与科技能力、人口与城市活力、开放与区域嵌入、绿色发展与可持续性六大维度为骨架、每个维度下设四项指标的原创测度体系，力图把次级城市这一数量庞大、异质性强的城市群体，从"可以描述"推向"可以测度、可以比较、可以追踪"，为其发展状态的识别与诊断提供统一的量化标尺。

2.1 指数构建的理论基础

城市评价并非从零开始，既有研究机构和市场机构已经积累了大量可资借鉴的成熟框架。其中，中国中小城市发展指数研究课题组与国信中小城市指数研究院依托《中国中小城市发展报告》绿皮书构建的中小城市高质量发展指数，是与次级城市在研究对象上最为接近的年度评价体系。[2][3][4]该指数围绕综合实力、绿色发展、投资潜力、科技创新、新型城市化质量、建制镇综合实力六个维度展开，将"高质量发展"从宏观政策话语转化为可量化的评价指标，并坚持年度连续发布，形成了跨度十余年的动态观察序列。从最新测算结果看，2024年中小城市综合实力指数为77.5、投资潜力指数为87.1，表明中小城市在宏观经济承压背景下仍保持较强的发展韧性，也验证了多维度指数化评价在操作层面的可行性。[2][5]这一框架为SCDI提供了两个层面的参照：在维度设计上，"综合实力—绿色发展—投资潜力—科技创新—新型城市化质量"的划分思路直接启发了SCDI对发展质量的多侧面拆解；在组织方式上，年度滚动更新、绿皮书连续发布的机制，则为SCDI的长周期追踪提供了制度样本。

学术研究中针对次级城市的评估框架，为SCDI提供了方法论上的深层支撑。自丹尼斯·朗迪勒里提出以次级城市体系推进分散城市化战略以来，"次级城市"研究逐步从概念界定走向实证测度，形成了以城市规模、社会活力、创新能力、产业结构、区域嵌入、绿色转型六个维度刻画次级城市发展状态的评估传统。[6][7][8]这一框架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不是孤立地评价单个城市的规模位次，而是将次级城市置于区域城市网络之中，重点考察其与核心城市之间的功能分工、要素流动与竞合关系。在SCDI的维度设计中，开放与区域嵌入、人口与城市活力两个维度即直接吸收了上述"关系性"视角——次级城市的发展质量，不仅取决于自身禀赋，更取决于其在更大区域网络中的节点地位。

市场机构发布的城市排行榜，则提供了侧重"吸引力与可塑性"的互补视角。第一财经"新一线城市魅力排行榜"以商业资源集聚度、城市枢纽性、城市人活跃度、新经济竞争力、未来可塑性五大维度，对全国33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进行年度评估，并以分线方式刻画城市的商业魅力格局。[1]相比官方与学术框架偏重"发展水平"，这一体系更侧重城市对人口、资本、品牌等流动性要素的吸引能力，以及城市面向未来的升级空间，评价结果直接服务于消费、投资与人才流动的市场决策。SCDI在设置人口与城市活力、开放与区域嵌入等维度时，吸收了其中"活跃度""连通性""可塑性"的观察视角，使指标体系在反映发展水平之外，也能刻画城市的发展动能与潜在势能。

不过，三类参照体系在提供借鉴的同时，也各自存在需要扬弃的局限。中小城市高质量发展指数样本重心偏向县域与建制镇，评价单元以县（市）为主，地级次级城市的规模层级与功能分工未被充分凸显；学术评估框架指标多偏概念性与结构性变量，量化颗粒度较粗，难以支撑覆盖数百个城市的年度比较；第一财经排行榜评价重心偏向消费活跃度与枢纽连通度，对制造业基础、财政自给与绿色转型等发展质量核心侧面覆盖不足。SCDI的应对之道在于"取三家之长、补三家之短"：以学术框架确立理论骨架，以官方指数夯实统计口径与制度连续性，以市场排行榜补充活力与连通性视角，并将评价单元收敛到地级及以上的次级城市，在可比性与现实相关性之间取得平衡。

综合上述三类参照体系，SCDI的构建遵循三项基本原则。其一，突出"发展质量"导向而非单纯"规模"排序，既考察经济总量，更注重产业结构、创新能力与绿色转型等质量维度。其二，兼顾静态水平与动态趋势，以基准年的横截面对比刻画相对位次，以十年时间序列追踪刻画演进方向，两者互为补充。其三，立足次级城市发展实际，聚焦其与核心城市之间的相对差距和自身的跃升能力，指标选取不求面面俱到，而求与次级城市面临的真实问题高度相关。由此，本报告最终形成了六维度、每维度四项指标的原创测度体系，其理论谱系可归纳如下。

2.2 指数体系的六大维度

SCDI由经济规模与增长韧性、产业结构与升级能力、创新驱动与科技能力、人口与城市活力、开放与区域嵌入、绿色发展与可持续性六个维度构成，各维度下设四项指标，合计24项指标。六个维度在逻辑上形成两个层次：经济规模与增长韧性、产业结构与升级能力、创新驱动与科技能力构成"产出—结构—动能"的经济内核，回答"经济成色如何"；人口与城市活力、开放与区域嵌入、绿色发展与可持续性构成"人口—开放—环境"的支撑系统，回答"发展能否持续"。两个层次相互咬合，共同覆盖次级城市发展质量的主要侧面。

SCDI六大维度框架

维度一 经济规模与增长韧性。该维度以GDP总量与人均GDP衡量经济总量与人均产出水平，以GDP增速及波动性刻画增长动能与抗扰动能力，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反映财政自给与政府调控能力，以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观察资本扩张态势。四项指标的回答逻辑是：次级城市的经济"底盘"有多大、增长是否稳健、自我造血能力是否足够。经济规模是次级城市一切发展功能的物质基础，而增长韧性则决定其在宏观经济波动中能否保持定力，是衡量"腰部力量"是否坚实的第一块试金石。就具体指标而言，人均GDP剔除了城市规模差异对总量比较的干扰，使不同体量的城市可在同一尺度上衡量人均产出；GDP增速及波动性则从"快不快"与"稳不稳"两侧刻画增长质量，避免单一年份高增速掩盖长期波动风险；财政与投资指标进一步反映自我造血与资本动员能力。

维度二 产业结构与升级能力。该维度以二产与三产占比及变化观察产业结构的演进方向，以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衡量实体经济的"压舱石"作用，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占比刻画新动能产业的成长性，以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反映产业分工的深化程度。四项指标共同聚焦次级城市能否摆脱"低端锁定"、沿价值链向上攀升的核心命题。对于多数以制造业或资源型产业见长的次级城市而言，产业结构是否具备升级能力，直接决定了其在区域分工中是处于被动承接还是主动选择的位置。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单独设项，在于最能反映实体经济"压舱石"作用、防止产业空心化；战略性新兴产业占比与生产性服务业水平则分别从新动能成长与分工深化刻画升级空间，三者结合可同时观察"存量升级"与"增量培育"。

维度三 创新驱动与科技能力。该维度以R&D经费投入强度衡量研发投入力度，以高新技术企业数量表征创新主体的集聚程度，以专利授权量反映创新产出成果，以高校与科研机构数量刻画创新源头的供给能力。四项指标覆盖了"投入—主体—产出—源头"的创新全链条。创新是次级城市与核心城市差距最为悬殊的领域之一，也是其能否实现"换道超车"的关键变量；将该维度纳入体系，意在承认创新能力的短板制约，同时为观察其逐步改善提供量化通道。高新技术企业数量与专利授权量的选取尤为关键：前者衡量创新主体在市场培育中的存量成果，后者反映创新从投入到产出的转化效率，二者与R&D经费投入强度形成"投入—主体—产出"的闭环验证，避免仅以资金投入或单一年度产出片面评价创新能力。

维度四 人口与城市活力。该维度以常住人口规模及变化观察人口基本盘，以人口净流入/流出率刻画城市的人口集聚能力，以城镇化率及提升速度反映城镇化进程，以城市建成区面积及扩张速度表征空间承载与扩展态势。人口是城市活力的最直观表征，也是次级城市与核心城市差距最为敏感的一环。将人口维度纳入指标体系，既能反映城市对就业与生活的吸引力，也能捕捉人口流失等结构性风险在数量层面的变化。常住人口规模刻画城市基本盘，人口净流入/流出率捕捉要素流动方向与强度；城镇化率及提升速度兼顾存量水平与进程快慢，建成区面积及扩张速度表征空间承载与扩张质量，四项指标由"人的规模"到"城的空间"逐层递进，完整刻画城市活力的人口维度表现。

维度五 开放与区域嵌入。该维度以进出口总额及增速衡量经济外向度，以实际利用外资反映资本开放水平，以区域交通基础设施连通性考察次级城市与核心城市、城市群的物理联系，以信息可见度与网络连通性刻画其在数字空间中的存在度。该维度强调次级城市不是孤立的行政单元，而是区域网络中的节点：其发展机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与外部世界的连接密度，交通与信息连通性在数字时代尤为关键。进出口总额与实际利用外资分别衡量货物贸易与资本流动两个层面的开放水平，构成"贸易+资本"双通道观察；区域交通连通性考察物理空间链接密度，信息可见度与网络连通性刻画数字空间呈现能力，形成"硬连接"与"软连接"并举的开放图谱。

维度六 绿色发展与可持续性。该维度以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反映环境质量状况，以单位GDP能耗衡量资源利用效率，以森林覆盖率刻画生态本底，以绿色消费与污染治理水平表征绿色转型的实际行动。绿色维度既关乎次级城市的生态禀赋与宜居品质，也关乎其在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面临的环境约束。将绿色维度纳入评价体系，体现了"发展质量"不仅包含增长的数量，更包含增长的可持续性。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反映居民可感知的环境质量，单位GDP能耗衡量资源投入的经济效率，森林覆盖率刻画生态本底，绿色消费与污染治理表征制度设计与行为落地力度，从"环境状态—资源效率—生态存量—治理行动"四个层面完整覆盖绿色转型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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