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估报告

摘要

一、县域经济的战略分量

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本单元，更是中国经济的"压舱石"。按全国县域统计口径，全国共有1869个县域[1]，合计贡献了全国38.35%的经济总量[1]，承载75%以上的农业产值[1]、90%的粮食生产任务[1]，并为全国贡献48%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1]。头部县域的牵引作用同样突出：2024年千亿县数量增至62个[2]，其中昆山、江阴、张家港、晋江、慈溪、义乌、长沙县7个"超强县"GDP均超2000亿元[3]；百强县以约5%的县域数量贡献了县域26.5%的GDP[4]，区域格局呈东部67席、中部18席、西部12席、东北3席分布[2]。

政策层面对县域的重视持续升温。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明确提出"大力发展县域富民产业"[5]，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将"着力壮大县域富民产业"列为"四个着力"之首[6]，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提出"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7]。然而，县域经济长期缺乏一套超越GDP的综合性评价标尺——既有"量"的规模，又有"质"的成色；既有"当下"的实力，又有"未来"的潜力。这正是本报告要回答的核心问题。

二、CQDI五维评估框架的构建

国内已积累多套县域评价体系可供借鉴：赛迪百强县以GDP≥600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亿元的"双门槛"遴选，从经济实力、发展潜力、智造能力、城镇活力、富裕合力5大维度、35个指标综合评价[8]；壹城智库以五大维度及四十余项指标覆盖经济总量、创新驱动、城乡协调、生态质量、对外开放、民生福祉、安全底线等多元目标[9]；安徽从7个维度25项指标、以熵值法客观赋权评价县域发展[10]；广东构建"发展实力、发展活力、发展潜力"三维体系[11]；甘肃以5个方面25项指标（正向21项、逆向4项）对86个县按5类差异化考核[12]。

在此基础上，本报告构建了超越GDP的CQDI五维评价框架，从经济实力（规模与质量）、发展潜力（创新与后劲）、产业韧性（结构与抗压）、绿色底色（生态与降碳）、富民成效（收入与共享）五个维度刻画县域发展质量，坚持量质并重、五维一体、分类可比、动态可溯、数据可得五项原则；测算方法上以熵值法赋权并辅以主成分分析验证，分类评价参照主体功能区按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三类推进[13]。需要说明的是，CQDI框架为评价模型的设计基础，其指标构成与测算方法属于方法论设计范畴，具体赋权与测评由模型运行环节完成。

三、类型谱系与35个样本县画像

中国县域并非"千县一面"，可沿三条轴清晰分类：按功能定位分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三类[13]；按发展水平分超强县、千亿县、准千亿县、百强候选县、潜力发展县五级梯队[3]；按发展动力分外资源驱动、民营驱动、市场驱动、资源驱动、都市圈辐射、特色农业六种类型。

35个样本县的五维画像呈现出明显的梯队分化。经济实力上，昆山2024年GDP达5380.17亿元[14]、江阴5126.13亿元且人均GDP达28.70万元[15]，神木人均GDP达43万元[16]；富民成效上，义乌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88048元、稳居全国县级市第一[17]，当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0152元、保持安徽省县级第一[18]；绿色底板上，金寨森林覆盖率稳定在75%以上[19]，安溪拥有"一茶双世遗"[20]，陇县获"中国天然氧吧"称号[21]。全国层面，2024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为2.34[22]，工信部2024年度新培育国家层面绿色工厂1382家[23]。

四、六种典型发展模式

从样本县的实践可提炼出六种典型路径。外资引领型以昆山、太仓为代表，昆山以"拆解式招商"穿透分析细分产业、构筑开放型集群[24]，太仓集聚德资企业超560家、其中隐形冠军超60家[25]；民营驱动型以晋江、龙口为代表，晋江拥有超11万家民营企业、安踏2024年营收708.26亿元[26]；市场驱动型以义乌、慈溪、乐清为代表，义乌从"鸡毛换糖"到"全球数贸"、2025年中国小商品城成交额达3223亿元[27]，慈溪小家电约占全球市场60%[28]，乐清低压电气产品占全国市场份额65%以上[29]；都市圈辐射型以长丰、肥西、博罗为代表，长丰比亚迪基地从洽谈到签约仅23天、开工到整车下线10个月、2024年95万辆整车下线[30]，博罗2025年GDP达1005.45亿元成为广东首个千亿县[31]；资源深耕型以仁怀、安溪、迁安为代表，仁怀2025年GDP突破2000亿元、规上白酒企业总产值1177.19亿元[32]，安溪铁观音品牌价值1443.07亿元[33]；特色突围型以涟水、古蔺、金寨、陇县为代表，涟水从贫困县成长为全国百强县第86位[34]，古蔺通过"2+3+8"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带动2.5万农户年均增收3000元以上[35]，金寨完成全国水土保持碳汇项目成交总价最大的交易[36]。

五、十大共性命题与政策启示

无论哪种模式，县域都绕不开产业、人口、创新、绿色、招商、债务、治理、城乡、区域、信心十道"必答题"：如何从"一业独大"走向"多元支撑"，如何在虹吸效应下留人用人，如何突破县级创新能级"天花板"，如何在"守绿"与"用绿"间平衡，如何从"血拼式"招商转向差异化竞争，如何过好县域财政"紧日子"，如何从"管理型政府"迈向"服务型政府"，如何让农民分享发展红利，如何避免"千县一面"，如何从"花钱买榜"走向"实干兴县"。

面向2030年，政策供给需要从"经验驱动"转向"工具化运作"：一是分类施策，按主体功能区定位和县域类型实施差异化考核与支持[13]；二是产业培育，以产业链招商、资本招商、场景招商取代"捡到篮里都是菜"[24]；三是优化营商环境，让"股东式服务""跨域通办"成为标配[31]；四是创新驱动，围绕链主企业构建产业创新生态[30]；五是绿色转型，以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把"环保负担"变成"绿色竞争力"[36]；六是富民增收，以联农带农机制让农民成为产业发展的"合伙人"[35]；七是风险防控，守住债务、生态、安全、民生四条底线。

六、结论

县域经济不是大国叙事的"配角"，而是中国经济的"基本盘"。没有县域的强健，就没有中国的强健。县域经济的成功没有"标准答案"，但有"共性基因"——选对赛道、做深服务、持之以恒；县域的未来不是"变成核心城市"，而是"成为更好的自己"。"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7]，产业要兴、县域要强、百姓要富，三者不可偏废。下一个十年，中国县域经济将不是"千县一面"的复制粘贴，而是"百花齐放"的差异化绽放——每一条路都走得通，但每一条路都需要"选对、走深、坚持"。

引言：从“个案”到“体系”——县域经济的时代之问

在中国经济的地理版图上，县域是数量最多、分布最广、差异最大的行政层级。按全国县域统计口径，全国共有1869个县域[1]，它们合计贡献了全国38.35%的经济总量[1]，承载了全国75%以上的农业产值[1]，承担着90%的粮食生产任务[1]，并为全国贡献了48%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1]。超过三分之一的经济总量、接近一半的规上工业、绝大部分的粮食生产，都发生在"县"这一行政层级之上。县域经济早已不是国民经济版图中的"边角料"，而是承载增长、稳定就业、保障粮食与产业安全的基本盘，是理解中国经济结构绕不开的"底座"。

县域不仅是生产的底盘，也是需求的空间。1869个县域构成的广阔腹地[9]，既是消费升级的蓝海，也是扩大内需的战略纵深。当城市市场的增量空间趋于收窄，县域市场正成为消费品企业、金融机构与产业资本竞相布局的新战场。理解县域，不能只看其"产出"，还要看到其"吸纳"——它同时容纳着规模庞大的就业人口与日益活跃的消费需求，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毛细血管"。生产与需求的双重身份，使县域在任何宏观判断中都占据不可替代的位置。

然而，与县域经济不断加重的战略分量相比，衡量县域发展的标尺却长期停留在GDP等单一指标之上。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2]，把县域置于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的战略枢纽位置。"兴业、强县、富民"三重目标的叠加，意味着仅凭GDP数字远不足以刻画县域发展的全貌：GDP度量的是规模之"大"，却测不出结构之"优"、动能之"新"、生态之"绿"与民生之"暖"；GDP描述的是当期之"量"，却难以反映未来之"势"与居民之"感"。一套超越GDP、兼顾发展与共享、横跨实力与潜质的综合性评价标尺，由此成为县域经济研究的时代之问。

体量的跃升正在为这一命题标注时代注脚。2024年，全国千亿县数量增至62个[3]，较上年净增3个[3]；经济参考报的报道亦交叉印证了千亿县扩容至62个的判断[4]。在头部梯队，昆山、江阴、张家港、晋江、慈溪、义乌、长沙县7个县域[5]GDP均突破2000亿元[5]，其经济体量已足以比肩部分地级市。榜单评价亦在同步升级：2025年赛迪百强县设置GDP不低于600亿元[6]、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不低于20亿元[6]的双重门槛，并以经济实力、发展潜力、智造能力、城镇活力、富裕合力5大维度[7]、35个指标[7]对县域进行综合评价。从"百强县"到"千亿县"再到"超强县"，县域经济已从"拼规模"迈向"拼质量"，而"质量"恰需综合标尺加以度量。

县域经济贡献结构

数据来源：壹城智库《中国县域高质量发展报告2025》。[1]

这组数据直观呈现了县域在国民经济中的"四重身份"：它是经济总量的贡献者，以不足四成的统计单元覆盖了38.35%的产出[1]；它是农业的承载者，75%以上的农业产值[1]决定了粮食与农产品的安全底线；它是粮食安全的守护者，90%的粮食生产任务[1]压在县域肩上；它是工业的底盘，48%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1]扎根县域。四重身份叠加，说明县域并非单一功能的"农业县"，而是集生产、供给、保障于一体的复合体。这也意味着，任何单一指标都难以完整度量县域的价值，综合评价体系的构建因此不仅是学术选择，更是治理需要。

之所以在当下提出"县域经济的时代之问"，与三重时代变量有关。其一，增长极的成色之变——千亿县从屈指可数到群体涌现，标志着县域头部力量的质变，评价工具必须随之更新。其二，政策的聚焦之变——从"县域富民产业"[13]到"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2]，中央一号文件连续聚焦县域，政策供给进入密集期，需要评价体系为政策效果提供刻度。其三，研究的范式之变——单县个案的叙事已难以支撑决策需要，亟需一套可比较、可积累的体系化方法。三重变量叠加，使"构建超越GDP的综合评价标尺"不仅是学术命题，更是政策议题与治理课题。

体量之问的背后，是更根本的方法论之问。如何构建一套超越GDP的评价体系，把县域高质量发展的成色与可持续性真正"测量"出来？当把35个样本县置于同一把标尺之下，它们会呈现怎样的类型谱系，是"千县一面"还是"和而不同"？在类型分化之中，有哪些被实践反复证明行之有效的典型发展模式，各自的适用条件又是什么？面向2030年，县域还普遍面临哪些绕不开的共性命题，需要怎样的政策选择？这四个问题相互嵌套：评价体系提供度量工具，类型谱系提供认识框架，模式提炼提供规律发现，政策启示提供行动路径。

过去相当长时期，对县域经济的观察多停留在个案叙事层面：一个县的崛起被当作"新闻"，一组县的经验被当作"故事"，却鲜少被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加以提炼。个案固然鲜活，却难以回答"普遍规律何在"。本报告尝试完成一次方法论的升级：从"个案"走向"体系"，以1869个县域[1]为总体背景，聚焦35个样本县的深度研究，借助评价模型、类型学、模式提炼与政策启示四种方法工具，把分散的县域经验整合为可检验、可比较、可推广的知识体系。这既是研究视野的扩展，也是分析方法的自觉。

为何以35个县域作为样本规模？这基于研究效度与可行性的平衡。样本太少，难以覆盖县域的类型多样性，规律提炼缺乏足够的经验支撑；样本太多，则难以做到逐县深度画像，研究的颗粒度将被稀释。35个样本的规模，恰能在"横向可比"与"纵向深入"之间取得平衡：每个样本都值得一份有数据、有深度的完整画像，全部样本又能支撑起类型谱系与模式提炼的统计基础。样本选择本身，即体现了一种方法自觉——既尊重县域的个体差异，又不放弃对共性规律的追寻。

四种方法工具各有分工、彼此衔接。评价模型是"度量衡"——本报告构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估模型（CQDI），把实力、潜力、韧性、绿色、富民等维度转译为可量化、可比较、可追踪的指标测量，为"高质量发展"给出统一刻度；类型学是"坐标系"——按功能定位、发展水平、增长动力等轴线对县域分类，把千差万别的县域归入清晰类型网格，避免以偏概全；模式提炼是"发现器"——依托35个样本县的多维画像，从个案事实中归纳具有普遍解释力的典型路径，让零星经验连点成线；政策启示是"路线图"——把共性规律转译为分类施策的行动建议，回答不同县域"该往哪走、该怎么干"。先立标尺，再分类型，继而提模式，最终出政策，四种工具构成一条完整的分析链路。

归根结底，本报告要回应的，是县域经济一个长期悬而未决的命题：体量与标尺如何匹配。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本盘，却长期缺乏超越GDP的综合评价标尺；当千亿县不断扩容、超强县持续涌现，把县域能级推向新高度，当"兴业、强县、富民"把政策焦点引向县域，构建综合评价体系、认识类型谱系、提炼发展模式、研判共性命题，便成为时代赋予县域经济研究的分析任务。循着这一任务，县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将不再停留于经验判断，而有了可度量、可比较、可改进的科学基础。

第一章 县域经济的时代方位：从“压舱石”到“增长极”

1.1 县域经济的战略地位

理解县域，首先要承认一个基本事实：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压舱石"。全国1869个县域[1]贡献了38.35%的经济总量[1]、48%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1]；从总量口径看，县域经济占全国经济总量约四成[8]。这意味着，全国每创造10元GDP，约有4元来自县域[8]；每两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就有接近一家扎根县域。当外部环境波动、增长动能切换时，县域作为产业底盘与就业承载区，发挥着稳定基本盘的"压舱"功能。这种压舱功能不是静态的存量，而是持续生长的增量来源——县域经济的每一次结构调整，都牵动着国民经济整体运行的稳定性。

更进一步看，县域还是产业的"蓄水池"。百强县以约5%的县域数量[10]，贡献了县域经济整体26.5%的GDP[10]；以全国约2%的土地面积[10]和7%的人口[10]，创造了超过10%的GDP总量[10]。这两组数据揭示了县域产业的两种属性：一方面，头部县域以极小的资源占用撬动超比例的产出，是产业效率的高地；另一方面，广大县域承接大中城市产业转移与要素外溢，是产业链条向纵深延展的蓄水空间。产业的"蓄"与"放"，使县域成为连接城市群与乡村腹地的关键枢纽——城市群提供创新源头，县域提供制造承载与市场纵深，二者在产业分工中相互成就。正是这种"上承城市、下启乡村"的枢纽位置，使县域在扩大内需、畅通循环中的战略价值持续抬升。

县域还是就业与民生的"稳定器"。作为连接城乡的中间层级，县域集聚了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与县域工商业，为农业转移人口提供了就近就地就业的空间。县域经济的活跃程度，直接关系到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承接能力、县域居民收入的增长潜力以及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可以这样说：城市解决的是"高线"问题，县域解决的是"底线"问题——粮食安全、就业兜底、生态涵养、基本民生，都依赖县域这一层级的稳定运转。县域稳，则基层稳；县域强，则底盘强。

从政策端看，县域正从"被忽略的基层"上升为"被聚焦的重点"。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大力发展县域富民产业"[13]，把县域产业纳入国家乡村振兴的战略部署，并明确提出支持大中城市疏解产业向县域延伸、推动形成"一县一业"的发展格局。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以"两个持续、四个着力"框架部署乡村全面振兴，"着力壮大县域富民产业"位列四个着力之首[14]，被视为推进城乡融合的连接器、促进农民增收共富的关键一招[15]。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提出"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2]，将县域从单项产业发展升级为"兴业—强县—富民"的系统工程。政策定位的层层加码，折射出决策层对县域战略地位的再认识：县域不仅是"三农"工作的主战场，更是扩大内需、促进城乡融合、稳定增长的战略纵深。从"富民产业"到"一体发展"，政策语汇的演变背后，是县域从"配角"走向"主角"的角色转换。

1.2 "千亿县"扩容与县域能级跃升

县域能级的跃升，最直观地体现在头部县域的规模扩张上。据经济日报统计，全国百强县经济规模由2015年的7.4万亿元[10]增至2023年的12.6万亿元[10]，十年间增长约70%[10]，增速明显快于同期全国GDP的整体增速。更值得注意的是效率指标：百强县以约占全国5%的县域数量[10]、2%的土地面积[10]和7%的人口[10]，贡献了全国逾10%的经济总量[11]。以远低于平均的资源占用，撬动远超平均的产出份额，头部县域的"以小博大"，正是县域成为新增长极最有力的证据。

百强县经济规模十年变化（万亿元）

数据来源：经济日报。注：公开口径披露2015年与2023年两个观测点。[10]

千亿县是观察县域能级最直观的窗口。2024年，全国千亿县数量增至62个[3]，较上年净增3个[3]；GDP超900亿元[3]的"准千亿县"达到21个[3]、800亿元以上的县域[3]超过100个[3]。经济参考报的报道亦交叉印证了千亿县扩容至62个[4]的判断。换言之，在62个千亿县[3]之外，还有21个县域[3]已经站在千亿门槛的边缘，超过100个县域[3]具备冲击更高能级的体量基础。千亿县的群体性扩容，叠加准千亿县的持续跟跑，意味着县域头部力量正在从"个别突围"走向"成片隆起"，县域经济作为"增长极"的属性日益凸显。这种由点及面的能级跃迁，与十年前"千亿县屈指可数"的格局已不可同日而语。

千亿县的群体性扩容，其意义不止于数字本身。其一，它意味着县域经济的"规模效应"正在形成——当一批县域经济体量突破千亿，产业集群、要素集聚与公共服务的规模经济开始显现，县域不再只是"小而散"的发展单元。其二，它意味着增长动能的"多点开花"——62个千亿县[3]分布在不同区域、依托不同产业类型，说明县域增长并不依赖单一模式，而是多元路径并行。其三，它意味着区域格局的"动态调整"——每年都有新的县域跨入千亿门槛，也有县域实现位次跃升，这种动态性为后发县域提供了可追赶的示范与激励。规模、动能与格局的三重变化，共同构成了县域从"压舱石"迈向"增长极"的内在机理。

区域格局同样耐人寻味。2024年千亿县的分布呈现鲜明的区域梯度：东部67个[3]、中部18个[3]、西部12个[3]、东北3个[3]，这一格局在2025年百强县榜单中同样成立——东部67席[6]、中部18席[6]、西部12席[6]、东北3席[6]。东部县域凭借制造业集群、开放型经济与城市群辐射，占据了千亿县的绝大多数席位；中西部县域则依托省会城市辐射与特色资源禀赋，实现了单点突破；东北县域受产业结构转型阵痛影响，千亿县数量相对有限。区域分布的非均衡，既反映了发展阶段与资源禀赋的差异，也为分类施策提供了现实依据——不同区域的县域，面临的机遇约束各不相同，需要的发展路径也应各有侧重。

2024年千亿县区域格局（个）

数据来源：赛迪顾问《2025中国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3]

进一步看头部县域的位次结构。2025年百强县前十名中，江苏独占6席[5]，昆山、江阴、张家港等县域长期稳居前列；长沙县位列百强县第10位，是中西部唯一进入全国十强的县域[12]。江苏的"集团化"领先与长沙县的"单点突破"，共同勾勒出县域能级跃升的两条路径：一条依托制造业集群与开放型经济的规模叠加，昆山、江阴等县域以嵌入全球产业链关键环节实现持续攀升；一条依托内陆省会辐射与特色产业的错位崛起，长沙县借助长沙都市圈的产业外溢与工程机械、汽车等优势产业实现逆势进位。路径虽有不同，指向却高度一致——县域已从国民经济的"压舱石"成长为带动区域增长的新"增长极"。能级的跃升同时意味着责任与要求的提升：当县域的经济体量逼近甚至超过部分地级市，治理能力、发展质量与民生成色能否同步跟上，便成为新的课题。

规模跃升的背后，是发展质量的同步演进。衡量县域能级，不能只看经济总量的绝对值，还要看结构、看效率、看可持续性。头部千亿县之所以能长期领跑，靠的不是规模的单兵突进，而是产业集群的纵深、创新要素的集聚与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当一批县域从"千亿"迈向更高量级，其增长逻辑已从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从规模扩张转向质效提升。能级的跃升，最终要落在产业结构升级、居民收入增长与生态环境改善等更具体的维度上，而这些维度恰恰是单一GDP标尺难以涵盖的。

1.3 从"个案"到"体系"的研究升级

能级跃升的图景，最终要落到具体的县域实践上。本报告选取35个县域作为深度研究对象，其价值至少体现在三个层面。其一，样本的多样性——35个样本覆盖东部沿海、中部腹地、西部边疆与东北老工业区，兼有工业强县、农业大县、资源富县、文旅名县等不同类型，为类型学分析提供了充分的经验素材。其二，样本的典型性——样本中既有昆山、江阴等头部千亿县，也有处于爬坡期、转型期的成长型县域，能够呈现县域发展的完整光谱。其三，样本的实证性——35份县域个案构成一座"田野素材库"，每一个案都是评价模型与模式提炼的检验样本，避免了研究悬于概念、脱离实际的空转。个案不是孤立的记录，而是支撑整个分析体系的"经验地基"。

"点"与"面"的关系，是本研究方法论的核心。单看一个县，经验再成功也难免是"孤例"；单看宏观总量，数字再恢弘也难以下沉为具体路径。本报告的处理方式是"以面定位、以点证面"：以1869个县域[9]的总体数据划定时代的坐标，以35个样本县的深度画像检验普遍规律。个案不再是孤立的"故事"，而是整个类型谱系中的"观测点"；总量也不只是抽象的数字，而是由无数县域实践汇聚而成的"基本面"。点面结合，既保证了规律的实证基础，也保留了经验的鲜活质感。这一处理方式，既规避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碎片化，也规避了"只见森林不见树木"的空洞化，是理解县域经济"既有个性又有共性"的正确打开方式。

为什么选择"样本+模型"的路径而非全景罗列？根本原因在于，县域数量庞大、差异悬殊，任何全景式描述都难免浮于表面，而模型的引入则提供了一套可重复、可检验的共性提取机制。评价模型把35个样本放在同一把标尺上测量，类型学把散落的样本归入同一坐标系定位，模式提炼从样本差异中寻找可复制的规律。样本提供"经验质料"，模型提供"分析框架"，二者结合，才能从个案中提炼出真正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这正是本研究区别于单县案例汇编、也区别于宏观总量分析的方法论自觉。换言之，本报告追求的不是"讲好每一个县的故事"，而是"找出县域发展背后共通的道理"，让35个"个案"在统一的"体系"中获得解释。

需要强调的是，"样本+模型"并不意味着用数字取代故事、用模型淹没差异。恰恰相反，模型的刻度越统一，越需要个案提供鲜活的解释；样本的画像越深入，越能为模型的维度校准提供依据。评价模型回答"高与低"，个案研究回答"为什么高、为什么低"；类型学给出"类的位置"，模式提炼给出"类的路径"。四者之间不是单向的"输入—输出"，而是双向校准、循环迭代的关系：个案中涌现的新事实可以修正模型的维度与权重，模型揭示的差异可以引导个案研究的深入方向。这种"数据—经验"的双向互动，是本研究区别于纯量化排名与纯质性叙事的关键所在。

至此，县域经济的时代方位已然清晰：它已从国民经济"压舱石"成长为新的"增长极"，千亿县群体性扩容、头部县域能级跃升、政策定位层层加码。但能级的跃升也带来新的追问——当GDP不再是衡量县域的唯一标尺，当"增长极"的成色需要以结构、潜力、韧性、绿色与富民等维度来综合衡量，一套统一、可比较、可复用的评价模型便呼之欲出。把能级优势转译为可度量的发展成色，正是县域经济研究从"看见"走向"度量"的关键一步。

第二章 指数构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模型（CQDI）

县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既有"量"的扩张，更有"质"的跃升。GDP规模能够刻画经济总量的"体量"，却难以呈现发展质量的"成色"——两个经济体量相近的县，可能在创新活力、产业韧性、生态底色与富民水平上相去甚远。因此，需要在GDP之外构建一套综合性评价标尺，把发展质量纳入县域比较的统一视野。国内对县域经济的评价已积累多套可借鉴的框架，在系统梳理其经验与不足的基础上，构建"经济实力、发展潜力、产业韧性、绿色底色、富民成效"五维一体的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模型（County Quality Development Index，简称CQDI），为在全国1869个县域[1]的尺度上比较发展质量差异提供统一坐标。评价的目的不是为县域"排座次"，而是为看清差距、找准方向、引导改进提供一把可比的标尺。

2.1 现有评价体系的借鉴与反思

主流评价框架梳理。国内对县域经济的综合评价已形成多套代表性框架，覆盖不同区域尺度与政策导向，为构建全国统一的评价模型提供了方法参照。

赛迪百强县评价。赛迪顾问的百强县评价体系从经济实力、发展潜力、智造能力、城镇活力、富裕合力5大维度[2]设置35个指标[2]，并以GDP不低于600亿元[2]、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不低于20亿元[2]作为入围"双门槛"。

壹城智库县域评价。评价模型设5大维度[1]、40余项指标[1]，覆盖经济总量、创新驱动、城乡协调、生态质量、对外开放、民生福祉、安全底线等多元目标[1]，对全国1869个县域进行总体评价[1]。

安徽县域评价。从经济发展、创新驱动、城乡融合、绿色转型、对外开放、生活品质、社会治理7个维度[3]设置25项指标[3]，采用熵值法客观赋权[3]；2024年安徽59个县（市）[3]GDP合计23935亿元[3]、占全省47.3%[3]。

广东县域评价。建立"发展实力、发展活力、发展潜力"三维评价体系[4]，立足经济规模、产业质效、内生动力、创新潜力、民生保障、绿色发展六大维度评估[4]；2026年发布的综合发展力评价中，居前五位的县域依次为博罗、四会、普宁、惠东、高州[4]。

甘肃县域评价。从经济发展、创新驱动、城乡融合、绿色生态、风险防控5个方面[5]设置25项指标[5]，其中正向指标21项[5]、逆向指标4项[5]；全省86个县[5]按5类差异化考核[5]。

主流县域评价体系指标规模对比

注：柱值为各评价体系公开文件口径的指标数量，壹城智库为"40余项"[1]。数据来源：赛迪顾问、壹城智库、安徽日报智库联盟、甘肃省人民政府。

从指标规模看，各套体系均以数十项指标构成评价集合，兼顾了覆盖度与可操作性；从维度设计看，经济实力类维度是共同底座，创新、生态、民生类维度则各有侧重。这些框架为CQDI提供了两方面基础：一是维度化的评价思路，把抽象的发展质量拆解为可观测的维度与指标；二是"规模+门槛"的筛选逻辑，用于识别县域能级。同时，其短板也提示CQDI需要在覆盖中小县域、平衡规模与质量、统一分类口径上作出针对性改进。

逐套审视，各体系的优势与局限并存。赛迪百强县评价以5大维度[2]、35个指标[2]搭建起"规模+门槛"的识别框架，工业导向鲜明、能级识别能力强，但600亿元GDP[2]与20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的"双门槛"将绝大多数县域挡在门外，评价对象高度集中于头部县。壹城智库以5大维度[1]、40余项指标[1]实施评价，覆盖面最广，对1869个县域进行总体评价[1]，但指标设计以数据可得为边界，创新与生态类指标多采用间接代理，精细度受限。安徽以7个维度[3]、25项指标[3]构建省内评价，熵值法客观赋权增强可比性，但样本限于59个县（市）[3]，跨省推广仍有距离。广东将"发展潜力"单独成维，突出成长性考察，对生态约束与民生底色的着墨相对有限。甘肃以5个方面[5]、25项指标[5]区分正向与逆向指标，并对生态功能型县域的经济发展指标权重归零[5]，分类导向鲜明，但分类过细也使跨类横向比较的空间收窄。

现有评价体系的不足。对照高质量发展"量质并重"的要求，上述框架仍存在三方面共性短板。一是门槛设置将大量中小县域排除在外。赛迪百强县600亿元的GDP入围门槛[2]与20亿元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门槛[2]，使绝大多数县域难以进入评价视野，经济体量较小但发展质量突出的"小而美"县域得不到充分刻画。二是维度侧重规模与增速。多数框架中规模、增速类指标占比较高，对发展潜力、产业韧性、绿色底色与富民成效的权重相对不足，难以完整呈现发展质量的多元内涵。三是分类评价尚未形成全国统一标准。各地分类考核的类别设置与指标口径差异较大，跨省域的可比性受到限制，评价结果难以在同一坐标下横向展开。因此，CQDI在借鉴上述框架时，明确以"覆盖全部县域、兼顾规模与质量、统一分类口径"为改进方向，将"小而美"县域与"大而强"县域纳入同一套维度框架下进行分层观察。

进一步看，现有体系的不足根源于评价目的与样本范围的内在矛盾：赛迪类榜单服务于"识别头部、树立标杆"，天然需要设置门槛；而高质量发展评价服务于"覆盖全部、找出差距、引导改进"，必须把不同能级、不同功能的县域都纳入视野。评价对象从"百强"扩展到"全部县域"，要求指标体系从"规模优先"转向"量质并重"，这正是CQDI以五维一体覆盖全部县域的出发点。

从政策导向看，中央对县域发展的要求正从"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升"。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将"着力壮大县域富民产业"列为"四个着力"之首[31]，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提出"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32]。"兴业、强县、富民"三个关键词，恰好对应CQDI框架中发展潜力与产业韧性（兴业）、经济实力（强县）、富民成效（富民）的维度设置，为评价体系的构建提供了政策依据。

2.2 CQDI模型的构建原则

CQDI模型的构建遵循五项原则，使评价既覆盖发展质量的多维内涵，又具备可操作、可比较的现实条件。这些原则的提出，源于对现有评价体系长处的吸收与短板的修正，也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内涵一一对应。

量质并重。不以单一GDP规模论英雄，将发展质量置于与总量规模并重的位置：既看经济"块头"，也看结构、生态与民生的"成色"，在总量类指标之外同步纳入结构性、生态性、民生性指标，防止"唯GDP论"的单一导向。

五维一体。围绕经济实力、发展潜力、产业韧性、绿色底色、富民成效五个维度构建一体化框架，五个维度相互关联、互为支撑：实力是基础，潜力是后劲，韧性是保障，绿色是底色，富民是归宿，共同构成县域高质量发展的完整图景。

分类可比。结合县域功能定位实施分类比较，在同类型县域内部展开维度对比，避免把生态功能县与工业强县放在同一标尺下简单排序，提升跨县域比较的科学性。具体操作上，先按功能定位将县域归入相应类型，再在同类内部比较五个维度的相对表现，使"分类"与"比较"相互衔接。

动态可溯。评价指标与数据口径保持年度稳定，支持时序追踪；每次评价保留原始数据与计算过程，便于复核与回溯，使评价结果经得起检验。

数据可得。指标优先选取公开统计口径、可稳定获取的数据，减少对调研性、一次性数据的依赖，确保评价可重复、可推广。

五项原则中，量质并重与五维一体确立了评价的价值导向与结构骨架，分类可比、动态可溯与数据可得则保障了评价的技术可行性与落地性，共同支撑CQDI从"框架设想"走向"可操作标尺"。其中，数据可得是最具约束性的一条原则——指标设计得再完整，若无法稳定获取公开数据，评价便难以落地；以可得数据为边界逆向筛选指标，反而能保证评价的可持续性。

2.3 CQDI模型的指标体系

CQDI围绕五大维度设置观测指标，各维度5项、合计25项。该指标体量参照了安徽7个维度25项[3]、甘肃5个方面25项[5]等既有评价的规模设计，指标口径以官方公开统计为基础（框架设计，非测评结果）。从维度覆盖看，五维结构兼顾了增长动力、结构升级、风险抵御、资源环境与民生福祉，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要求相对应。各维度指标构成如下。

经济实力。该维度刻画县域经济总量规模与运行质量，设置5项指标：GDP总量，反映经济规模体量；人均GDP，反映产出效率与人均水平；GDP增速及其波动性，反映增长动能与运行稳定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及占GDP比重，反映财力规模与财政自给能力；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与工业投资占比，反映资本投入规模与结构。该维度是其他维度的物质基础，也是判断县域能否承担区域增长极功能的首要依据。测算口径上，GDP总量、人均GDP与增速采用县级统计年鉴现行核算口径，增速按不变价计算；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取地方级口径，占比以其与GDP之比衡量；固定资产投资与工业投资占比以统计公报口径为准，必要时作同口径追溯调整。

发展潜力。该维度刻画县域面向未来的成长空间，设置5项指标：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比，反映新兴动能培育水平；R&D经费投入强度，反映创新投入强度；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密度，反映创新主体集聚程度；人口净流入率与城镇化率提升幅度，反映人口吸引力与城乡结构演进；投资潜力，反映重大项目与产业投资的接续能力。潜力类指标着眼未来，是评价县域能否持续领跑或实现赶超的关键变量。测算口径上，战略性新兴产业占比、R&D经费投入强度与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密度的县级公开程度不一，评价将优先采用省级科技、工信部门发布的县域口径，缺失时以地市或省级占比作参照并注明口径；人口净流入率由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差测算，城镇化率提升幅度以统计公报为准。

产业韧性。该维度刻画县域产业体系抵御冲击、自我修复的能力，设置5项指标：产业结构多元化程度（以赫芬达尔指数衡量），反映产业分散度与抗单一行业波动能力；主导产业增加值占比，反映特色产业集群的支撑作用；产业链完整度与本地配套率，反映产业链本地闭环程度；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反映工业基础厚度；出口依存度，反映外部市场敞口与风险暴露水平。韧性类指标关注县域在外部冲击下的恢复能力，是对"规模论"的重要补充。测算口径上，赫芬达尔指数依据县域分行业增加值或营收数据计算，主导产业占比取县域"一县一业"主导集群口径；产业链完整度与本地配套率以园区调研与部门统计为主，规上工业企业数量以统计口径为准，出口依存度由出口额与GDP之比衡量。

绿色底色。该维度刻画县域资源环境约束下的可持续发展水平，设置5项指标：单位GDP能耗，反映能源利用效率；PM2.5年均浓度与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反映大气环境质量；森林覆盖率，反映生态本底状况；再生水利用率与一般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反映资源循环利用水平；国家级绿色工厂与绿色园区数量，反映绿色制造体系建设进展。绿色类指标将生态约束纳入评价视野，体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导向。测算口径上，单位GDP能耗由能源消费量与GDP之比计算，PM2.5年均浓度与空气质量优良天数以生态环境部门监测数据为准，森林覆盖率以林业部门年度公布值为依据，再生水与固废利用率、绿色工厂园区数量分别以住建、工信部门口径为准。

富民成效。该维度刻画县域发展的民生获得感，设置5项指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及增速，反映居民收入水平与增长；城乡居民收入比，反映城乡均衡程度；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反映农民增收实效；每万人口卫生技术人员数，反映公共服务供给能力；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人均消费支出，反映消费能力与生活品质。富民类指标是发展质量的最终落脚点，直接回应县域居民的可感可及获得感。测算口径上，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及增速、城乡收入比、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均取自统计公报，每万人口卫生技术人员数以卫生健康部门年报为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人均消费支出以统计口径为准，城乡收入比按适度均衡方向处理。

需要指出的是，五大维度的相对重要性在不同功能类型县域之间并不相同：城市化地区的评价重点在实力与潜力，农产品主产区的评价重点在富民与绿色，重点生态功能区的评价重点在绿色底色与生态价值转化。因此，CQDI在分类比较框架下，允许按县域功能定位对维度权重作适度差异化设置，以体现"一把尺子分类型、一把尺子比同类"的设计逻辑。

CQDI五维指标体系指标分布

注：CQDI框架设计，非测评结果；各维度指标数为本报告框架设定，指标口径基于公开统计体系。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各维度的指标构成为CQDI的框架设计，本报告不对全国县域运行实测打分；评价正式落地时，将依据上述口径采集官方公开数据，按统一方法赋权，输出维度对比与梯队划分结果。指标体系保持开放，随统计口径完善与数据可得性提升可动态调整。

从指标属性看，CQDI的框架指标可进一步分为规模类、结构类、效率类与民生类：规模类指标反映总量与财力，结构类指标反映转型方向，效率类指标反映资源利用水平，民生类指标反映发展归宿。四类指标在五个维度间交叉分布，共同构成对县域高质量发展的多角度刻画。这一设计的实质，是把"发展为了谁、依靠什么、如何持续"三个问题落到可统计、可追踪、可比较的观测点上。

在指标进入计算之前，还需统一处理量纲与方向问题：规模类指标越大越好，能耗类指标越小越好，城乡收入比则以适度均衡为佳。因此，评价需要对原始指标进行同向化与无量纲化处理，再进入赋权与合成环节，确保不同维度、不同单位的指标可以在同一坐标系下合成。

2.4 测算方法与数据来源

赋权与验证方法。CQDI采用"熵值法赋权+主成分分析验证"的测度思路。熵值法根据指标观测值的离散程度确定权重，信息熵越小的指标对县域差异的区分度越高、赋权越大，可有效避免主观赋权的偏差；主成分分析用于对维度结构进行稳健性检验，验证五大维度能否有效刻画县域发展质量的多元差异。熵值法以信息熵确定权重，客观性较强，适合多维面板数据的无量纲化处理；主成分分析通过降维检验各维度对总体差异的解释程度，两者结合形成"客观赋权+结构验证"的双重保障。熵值法已在省级评价中得到实践印证——安徽县域高质量发展评价即采用熵值法客观赋权[3]。需要强调的是，CQDI为框架设计，本报告不运行实测赋权与打分，仅提供方法路径与指标口径。

从数据可得性看，县域公开数据的颗粒度呈梯度分布：GDP、财政收支、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居民收入等核心指标已普遍纳入县级统计年鉴与统计公报，数据质量较高；战略性新兴产业占比、R&D经费投入强度、产业链本地配套率等指标县级公开程度不一，需依托省级部门发布或专业机构测算，缺口相对明显；单位GDP能耗、PM2.5浓度、空气质量优良天数等绿色指标以生态环境部门监测数据为准，覆盖县域的比例逐年提高。因此，评价坚持"优先可得、同类可比"的指标取舍原则，对暂缺数据的指标以相近口径替代或定性补充，并据实标注数据年份与口径说明。

分类比较的口径。CQDI的评价结果将结合主体功能区定位分类呈现，避免不同功能类型县域在同一标尺下简单排序。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四类区域[6]，并实施差异化绩效考核[6]；山西对96个县（市）[7]按重点开发、农产品主产、重点生态功能及市辖区4类分类考核[7]，均表明分类比较是县域评价落地的重要前提。广东县域经济综合发展力评价亦将县域置于珠三角与粤东西北的区域格局中考察[4]，反映主体功能区视角在省级评价中的落地。CQDI将县域按功能定位归入相应类型，在同类型内比较维度表现，以提升跨县域可比性。分类比较并非降低标准，而是在同类之间比出高下，使评价既有横向参照、又有纵向标尺。

数据来源与更新。CQDI的指标数据以公开统计口径为基础，优先采用国家统计局县域统计年鉴、各省份及县级统计公报与政府工作报告，辅以赛迪顾问、壹城智库等机构的公开评价数据[8]；全国1869个县域的总体样本范围以壹城智库的县域评价口径为依据[1]。评价数据以2025年为基准年，逐年更新，保证时序可比与动态可溯。县域统计年鉴与统计公报在指标口径上保持年度衔接；对个别调整口径的指标，按可比口径追溯处理，确保跨年度评价的连续性。

在更新机制上，评价以年度为周期滚动更新：每年年中，依据上年县域统计公报与省级发布数据刷新指标库，完成同向化与无量纲化处理后重新赋权，输出维度对比与梯队划分；对统计口径调整的指标，按可比口径追溯修正历史序列，确保纵向可比。评价过程保留原始数据与处理日志，支持结果复核与追溯，形成"数据—指标—赋权—结果"的闭环管理。需要指出的是，权重与合成结果仅用于描述县域间的相对位次与梯队结构、引导发展改进，本报告不对外发布单一综合得分与精确排名。

CQDI评价数据来源构成

注：按报告来源库的来源可靠性分级归纳，数值为各级别来源条目数，非评价指标权重占比；CQDI评价数据以官方统计口径为基础。

与既有榜单相比，CQDI的定位不是替代，而是互补：赛迪百强县、壹城智库等榜单回答"哪些县最强"，CQDI则回答"县域强在哪里、弱在哪里、如何改进"。前者服务于排名与标杆，后者服务于诊断与引导，二者在"识别头部"与"覆盖全部"两个维度上形成分工。

从评价结果的应用看，CQDI输出的是分维度的相对位次与分类梯队，可服务于三条路径：一是县域自身的对标诊断，对照同类县域找出短板维度与改进方向；二是区域层面的结构分析，识别强县、潜力县与薄弱县的空间分布；三是政策层面的分类施策，为不同类型县域匹配差异化的要素配置与考核导向。评价结果的应用导向，决定了指标体系必须兼顾可比性与导向性，这正是CQDI在框架设计中反复权衡的基点。

总体来看，CQDI的五维框架在维度覆盖、指标口径与赋权方法上均具备构建的可行基础，国内多套评价体系与分类考核办法已提供了方法支撑。更进一步看，县域发展质量的差异，最终要通过类型结构呈现——不同功能定位、发展水平与发展动力的县域，在CQDI各维度上的表现截然不同。因此，在CQDI框架之上，需要对全国县域进行类型划分，把"什么样的县"与"发展得怎么样"对应起来，为逐一刻画县域画像提供分类坐标。评价模型与类型划分一体两面，前者提供衡量尺子，后者提供观察坐标，二者共同构成县域分析从"测度"到"分型"的完整方法链。

第三章 全景扫描：中国县域经济的“类型谱系”

中国县域数量众多、禀赋迥异，若以单一尺度衡量，极易陷入"千县一面"的刻板印象。实际上，从功能定位、发展水平与发展动力三个维度观察，全国1869个县域[8]呈现出清晰的类型分化：有的以工业化城镇化为核心，有的以农业现代化为根本，有的以生态保护为首要任务；有的经济体量已突破千亿，有的仍处于爬坡起步阶段；有的靠外资引进驱动，有的靠民营内生增长，有的靠专业市场网络，有的靠资源禀赋转化。因此，对县域进行类型划分，是超越个案、把握群体规律的关键一步，也为后续观察县域发展模式提供分类基础。县域类型的划分，既服务于认知，也服务于政策——只有认清县域属于何种功能、处于何种能级、依赖何种动力，才能实施精准的分类施策。

3.1 按功能定位的三分法

县域发展首先受其在国土空间格局中的功能定位约束。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四类区域[6]，并据此实施差异化绩效考核[6]。山西的实践更具代表性：其对96个县（市）[7]按重点开发、农产品主产、重点生态功能及市辖区4类分类考核[7]，其中重点开发县域17个[7]、农产品主产县域34个[7]、重点生态功能县域45个[7]、市辖区23个[7]。在这一框架下，县域大体可归入三类功能定位。

城市化地区。此类县域以工业化和城镇化为核心功能，是县域经济的"发动机"。它们通常位于都市圈、城市群周边或沿海开放地带，承担产业集聚、人口承载与区域增长极职能，工业基础雄厚、城镇化率较高，是百强县与千亿县的集中分布区。广东县域经济综合发展力评价将工业化城镇化程度作为发展实力的重要考量[4]，山西分类考核中的重点开发县域亦属此类定位。其发展重点是做强主导产业集群、提升产业链能级，以工业化支撑城镇化，形成产城融合的良性循环。在CQDI的框架下，此类县域应重点考察经济实力、产业韧性与发展潜力等维度，突出"做大做强"的导向。

农产品主产区。此类县域以农业现代化为基本功能，承担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的职责。其发展重心在于稳定粮食产能、延伸农业产业链，推动粮油加工、冷链物流、农村电商与区域品牌建设的全链条升级。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对农产品主产区强化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考核[6]，山西对34个农产品主产县域实行分类考核[7]。此类县域并不以GDP规模见长，其价值更多体现为粮食安全与农产品供给的"压舱"功能；从全国看，县域农业产值占全国超过四分之三[8]，农产品主产区正是这一贡献的主体。评价重点应落在农业产出能力、产业融合深度与农民增收实效上。

重点生态功能区。此类县域以生态保护与生态产品价值转化为首要功能，生态环境脆弱或生态价值突出，发展逻辑由"开发优先"转向"保护优先、点状开发"。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对重点生态功能区强化生态功能保护考核[6]；甘肃对86个县[5]按城市服务型、工业主导型、农业优先型、文旅赋能型、生态功能型5类差异化考核[5]，其中生态功能型县域的经济发展相关指标不予考核、权重设置为零[5]，体现功能定位对考核导向的决定性影响。此类县域的发展重点是守护生态本底，通过碳汇交易、生态补偿、生态旅游与绿色农业实现生态产品价值转化。重点生态功能区数量庞大，其发展质量评价应突出生态效益与民生改善的平衡。

三分法揭示了功能定位对县域发展的决定性意义：同一GDP体量的县域，因功能定位不同，其评价重点与政策工具应完全不同。农产品主产区不宜以工业规模论短长，重点生态功能区更不能以开发强度定优劣。功能定位的差异，为CQDI评价提供了"分类比较、同类排序"的现实依据，也使县域发展模式天然呈现多元形态。

3.2 按发展水平的五级梯队

按经济体量与发展阶段，县域可划分为五个能级梯队。需要说明的是，各梯队对应不同的统计口径与能级标准，并非同一序列的并列排名。五级梯队的划分依据为经济体量与发展阶段，反映县域从起步、成长到壮大的能级跃迁路径；梯队内部仍存在显著差异，同一梯队内县域的发展质量并不均衡。

第一梯队：超强县。处于县域金字塔顶端的超强县共7个[9]，即昆山、江阴、张家港、晋江、慈溪、义乌、长沙县，GDP均超过2000亿元[8]。这些县域经济体量已超过部分地级市，产业集聚度高、财政实力强、人口吸引力大，是县域经济的"标杆群体"。

第二梯队：千亿县。GDP突破千亿元的县域构成第二梯队。2024年全国千亿县数量达62个[10]，较上年新增3个[10]，群体仍在持续扩容。千亿县集中分布于东部沿海省份，是县域工业化的中坚力量，也是超强县的主要来源。千亿县群体的持续扩容，是县域经济体量整体抬升最直观的标志。

第三梯队：准千亿县。GDP超过900亿元[10]、尚在冲刺千亿关口的县域构成第三梯队。2024年全国GDP超900亿元[10]的准千亿县有21个[10]，它们是千亿县扩容最直接的"储备库"，其中部分县域有望在下一统计年度跨过千亿门槛。

第四梯队：百强候选县。赛迪百强县以GDP不低于600亿元[11]、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不低于20亿元[11]为入围"双门槛"，达标县域约100个[11]，是百强县榜单的候选池；同期GDP在800亿元[10]以上的县域已超过100个[10]，构成冲击更高能级的中坚后备力量。

第五梯队：潜力发展县。经济体量相对较小、但增长动能突出的县域构成数量最大的梯队。以四川古蔺县为例，2024年GDP为272.5亿元[12]、增长7.9%[12]，虽体量有限，却已实现从国家级贫困县向西部百强县的跨越[13]；陕西陇县2024年GDP约100亿元[14]，以生态农业与文旅融合培育增长极；西部地区的永昌等县亦属此类，经济规模有限但增长势头良好。这类县域广泛分布在中西部与东北地区，经济体量不大但增速与转型潜力显著，是未来县域格局中最具变数的群体。

从区域分布看，2025赛迪百强县中东部位67席[10]、中部18席[10]、西部12席[10]、东北3席[10]，县域强县高度集中于东部沿海。中西部与东北的县域则以潜力发展县为主体，区域间能级落差明显，也意味着其在承接产业转移、推进新型城镇化中具备向上跃迁的空间。

县域发展水平五级梯队（能级规模）

注：各梯队为不同能级口径、非并列关系，部分能级区间存在范围重叠，此处仅展示能级结构。数据来源：赛迪顾问、壹城智库。

五个梯队勾勒出县域经济"金字塔"的能级结构：顶端是7个超强县[9]，中坚是62个千亿县[10]与21个准千亿县[10]，底部是数量庞大的百强候选县与潜力发展县。梯队之间并非静止，千亿县可能升格为超强县，准千亿县可能跨过千亿门槛，潜力县也可能跃升进位，能级结构本身处于动态演进之中。

3.3 按发展动力的六种类型

功能定位回答"县域承担什么"，发展水平回答"县域走到哪一步"，发展动力则回答"县域靠什么驱动"。从驱动源泉看，中国县域大体可归入六种类型。六种类型以县域最具辨识度的增长机制为划分依据，代表县域发展的六条典型路径。

外资驱动型。以外资项目引进与产业链配套为增长主动力，典型如昆山、太仓。昆山以穿透式拆解招商推动外资产业集聚，打造具身智能等新千亿级产业集群[15]；太仓集聚德资企业超过560家[16]、其中"隐形冠军"德企超60家[17]，形成独特的"德企之乡"产业生态。

民营驱动型。以内生民营企业为主体，依靠市场活力与产业集群实现增长，典型如晋江、龙口。晋江拥有超过11万家民营企业[18]、53家上市公司[18]，民营企业占比达97%以上[18]，孕育了安踏、特步等从家庭作坊起步的行业龙头，2024年安踏营收达708.26亿元[18]；龙口以南山集团等大企业为牵引，加快推进总投资1100亿元[19]的34个省市级重点项目建设[19]。晋江已形成鞋服产值超3000亿元[18]、纺织超1000亿元[18]的产业集群，民营经济"铺天盖地"与"顶天立地"并存的格局是此类县域的鲜明特征。

市场驱动型。依托专业市场与商贸网络，以商促工、以贸带产，典型如义乌、慈溪、乐清。义乌市场经营主体总量突破120万户[20]、商品远销全球233个国家和地区[20]，2025年中国小商品城成交额达3223亿元[21]；慈溪小家电产量约占全球市场份额60%[22]；乐清低压电气产品占全国市场份额65%以上[23]。慈溪小家电、乐清低压电器的集群化，均依托专业市场与产业分工的深度耦合，形成"以贸促工、工贸一体"的县域工业形态。

资源驱动型。依托矿产资源、能源禀赋或特有资源实现工业化跃升，典型如仁怀、迁安、神木。仁怀依托茅台及白酒产业，2025年GDP达2026.43亿元[24]、规上白酒企业总产值达1177.19亿元[24]；迁安依托钢铁产业，首钢迁钢成为全国钢铁行业首家环保绩效A级企业[25]。资源驱动型的共同挑战在于如何摆脱资源依赖、培育接续产业，实现从"靠资源吃饭"到"靠产业吃饭"的转型。资源驱动型县域往往能在较短时间内实现经济跃升，但也面临资源价格波动与接续产业缺失的双重考验。

都市圈辐射型。依托核心城市产业外溢与要素流动，在承接转移中快速崛起，典型如长丰、肥西、南昌县、博罗。长丰引入比亚迪合肥基地，2024年实现95万辆整车下线[26]；肥西以总规模2亿元[27]的县级创投基金撬动科技招商[27]，探索"基金+产业"组合打法；博罗依托深圳福田"同规划、同政策、同招商、同服务、同受益"五同协作机制，2025年GDP突破千亿元[28]、成为广东首个进入"千亿县"行列的县（市）[28]。

特色农业型。依托特色农产品与区域品牌实现价值增值，典型如安溪、古蔺、金寨。安溪以铁观音为核心，2025年铁观音品牌价值达1443.07亿元[29]；古蔺构建"2+3+8"现代农业产业体系[13]，以订单农业、入股分红等联农带农机制带动2.5万农户[13]年均增收3000元以上[13]；金寨森林覆盖率稳定在75%以上[30]，走"生态+产业"的绿色富民之路。特色农业型的共同逻辑，是以区域品牌提升附加值、以产业链延伸带动农民增收，让"土特产"成为富民强县的大产业。

六种发展动力类型及代表县数

注：代表县数为本报告按六种类型梳理的代表性县域个数（外资驱动：昆山/太仓；民营驱动：晋江/龙口；市场驱动：义乌/慈溪/乐清；资源驱动：仁怀/迁安/神木；都市圈辐射：长丰/肥西/南昌县；特色农业：安溪/古蔺/金寨），体现类型划分口径，非区域总量统计。案例来源见正文对应公开报道与政府资料。

六种动力类型并非截然对立，同一县域往往多种动力叠加，但总有一种起主导作用：昆山在外资驱动中叠加了市场与政策红利，义乌在市场驱动中叠加了商贸与制造协同，仁怀在资源驱动中叠加了品牌溢价能力。动力类型的差异，决定了县域增长路径与风险结构的差异，也为观察县域模式的多样性与适用条件提供了入口。

功能、水平、动力三条轴共同构成县域类型的立体坐标：功能定位限定发展边界，发展水平标定能级位置，发展动力揭示增长机制。以三轴交叉观察，同一功能类型内可有不同水平与动力组合，同一动力类型也可覆盖不同功能县域，为县域画像的多样性留下充足空间。

总体来看，中国县域远非"千县一面"：功能定位决定发展边界，发展水平拉开能级差距，发展动力塑造增长路径，三者叠加构成了县域类型的丰富谱系。这一类型谱系为观察县域发展质量提供了分类坐标——在同一类型内部，县域在CQDI各维度上的表现仍存在明显分化，谁是领跑者、谁是追赶者，需要通过县域画像逐一对照作答。

第四章 横向对比：35个样本县的“多维画像”

2024年，全国千亿县数量增至62个[1]，GDP总量达10.5万亿元[2]，约占全国经济总量的7.8%[3]。把镜头拉近，35个样本县在“千亿县”“百强县”等标签之下，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发展能级与路径选择——既有GDP突破5000亿元的头部强县，也有经济体量刚过百亿元的生态小县。单一的总量标尺，回答不了“谁更高质量”的问题。本报告以CQDI五维框架为镜，从经济实力、发展潜力、产业韧性、绿色底色、富民成效五个维度为35个样本县画像，观察每个维度上的领跑者与追赶者——画像的意义，正在于把笼统的“县域”还原为一个个有血有肉、各有所长的发展主体。

35个样本县覆盖全国四大板块：东部县20个、中部县9个、西部县4个、东北县2个。东部样本集中于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河北，中部样本分布在安徽、湖南、江西、河南，西部样本来自贵州、陕西、四川、甘肃，东北样本为辽宁的瓦房店、海城两市。这样的构成与全国百强县“东强西弱、中部跟进”的整体格局相一致，既保留了头部强县，也纳入经济体量尚小的追赶者——从GDP超5000亿元的昆山、江阴，到GDP约100亿元的陇县，样本覆盖了从“超级强县”到“生态小县”的完整谱系，使横向对比能够真实反映不同发展阶段的县域差异，也为后文的模式提炼提供了梯度充分的证据基础。

35个样本县区域分布

注：按样本县所在省份归入东部（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河北）、中部（安徽/江西/湖南/河南/湖北）、西部（贵州/陕西/四川/甘肃）、东北（辽宁）四大板块。

4.1 经济实力维度：谁是中国县域的“硬核玩家”

以GDP总量看，35个样本县呈清晰的五级梯队分化。第一梯队为GDP超3000亿元的头部方阵：昆山5380.17亿元[4]、江阴5126.13亿元[5]、晋江3647.45亿元[6]、张家港约3602.5亿元（据赛迪千亿县榜单口径，官方公报未披露GDP总量）[7]、常熟3079.10亿元[8]。第二梯队为GDP超2000亿元：慈溪2928.64亿元[9]、义乌2503.51亿元[10]、神木2502.61亿元[11]、长沙县2266.35亿元[12]。

第三梯队为GDP超1000亿元的千亿县阵营：仁怀1970.18亿元[13]、太仓1880.06亿元[14]、诸暨1861.08亿元[15]、乐清1858.50亿元[16]、龙口1642.5亿元[17]、南昌县1401.44亿元[18]、迁安1344.1亿元[19]、肥西1212.43亿元[20]、长丰于2024年首次突破千亿元、成为安徽第二个千亿县[21]。

第四梯队为GDP超500亿元：安溪989.20亿元[22]、涟水801.96亿元[23]、当涂625.5亿元[24]。第五梯队为GDP低于500亿元的追赶者：金寨284.5亿元[25]、古蔺272.5亿元[26]、陇县约100亿元[27]。需要说明的是，嘉善、普宁、博罗、宁乡、邳州、博兴、永昌、玉环、瑞安等样本县因公开渠道缺乏可比的2024年GDP总量口径，未纳入本梯队划分。

样本县经济实力前十：2024年GDP

注：数据来源为各县2024年统计公报及赛迪千亿县榜单，单位：亿元；张家港为榜单口径，晋江为官方统计公报口径。

需要说明数据口径：张家港官方统计公报未披露GDP总量，正文按赛迪千亿县榜单口径（见上图）列入第一梯队；晋江采用官方统计公报口径，赛迪榜单中偏低的3500亿元口径未予采用。财政实力上，昆山一般公共预算收入458.61亿元[28]、江阴252.18亿元[29]、常熟238.60亿元[30]、慈溪227.35亿元[31]、张家港220.5亿元[32]位居前列，昆山税收收入亦达381.18亿元[33]，而陇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仅1.84亿元[34]，头部与尾部之间相差两个数量级。

财政的“成色”比总量更见结构。神木2024年财政总收入达761.01亿元[35]，与其2502.61亿元的GDP形成高弹性组合，资源型财政的集中度可见一斑；义乌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0.1亿元[36]，相对其2503.51亿元的GDP体量明显偏轻，折射出商贸型县域“市场活跃、税基分散”的财政特征。GDP与财政的错位提醒我们，经济实力的评判不能只看单一总量，还要看总量背后的产业结构与税源质量。

五个梯队之间，不只是数字的落差，更是发展逻辑的代际差：第一梯队已进入“产业+科技+都市圈”复合驱动阶段，第三梯队多依托单一主导产业扩张，第五梯队则更多依赖农业与生态。梯队间的追赶与跨越，正是中国县域经济梯度接力、动态演进的微观写照——谁能在既有赛道上把“吨位”转化为“身位”，谁就能在下一轮县域竞争中占据先机。

4.2 发展潜力维度：谁在“投资未来”

经济实力代表县域的“当下”，发展潜力则关乎县域的“未来”。从投资吸引力、产业增量与创新动能看，样本县可粗分为高潜力与中潜力两组。

高潜力组中，嘉善在县域投资潜力评价中长期位居全国前列，是长三角一体化机遇下的投资高地；普宁跻身广东县域经济综合发展力前五[37]，民营商贸底色扎实；长丰以增速领跑安徽——2024年GDP增长10.6%左右[38]，规上工业产值突破2000亿元、居安徽县域第一[39]，合肥比亚迪基地2024年实现95万辆整车下线、新能源汽车产量居全国县域第一[40]；陇县则依托生态禀赋与特色农业，被视为西北县域的后发力量。

中潜力组中，肥西2024年人均GDP达120043元[41]，在安徽县域中居前；博罗为广东县域经济综合发展力第一[42]，2025年GDP达1005.45亿元、成为广东省首个“千亿县”[43]；宁乡、邳州依托都市圈辐射主动承接产业转移，涟水GDP增长8.2%[44]，连续跨越多个百亿台阶。

研判县域潜力，研发投入、高新技术企业密度与人口净流入趋势是三条主线。义乌2024年GDP增长7.5%、增速居浙江全省县市区第一[45]，市场主体的持续集聚是其潜力的源泉；昆山正以“拆解式招商”抢滩具身智能、AI服务器等新赛道，56个具身智能产业项目集中签约[46]、总投资151亿元[47]；中部县域则在“基金+产业”招商、承接核心城市产业链上持续加力。值得注意的是，头部县域的潜力竞争已不再依赖单一要素红利，而是转向产业链招商、场景招商与创新生态的系统竞争——潜力的厚度，取决于谁能率先把“政策红利”转化为“创新红利”，把“投资洼地”做成“价值高地”。

4.3 产业韧性维度：谁在“分散风险”

产业结构是否多元，决定了县域经济抗周期、抗冲击的能力。样本县在产业韧性上呈明显分层。

高韧性组呈现“多业并进”的特征：博兴工业门类多元、多个产业并驾齐驱，抗周期能力较强；诸暨2024年GDP达1861.08亿元[48]，袜业、珍珠、铜加工等块状经济分散布局；常熟2024年GDP达3079.10亿元[49]，工业体系完整、主导产业多元。张家港规上工业总产值达5639亿元[50]，制造业底盘同样雄厚，抗外部冲击的缓冲垫较厚。

中韧性组“一业强、多业辅”：慈溪集聚2000多家家电整机企业[51]，小家电产量约占全球市场份额60%[52]，2025年智能家电集群营收达1083.8亿元[53]；乐清低压电气产品占全国市场份额65%以上[54]，2025年电气产业规上工业产值达1366.74亿元、是全国唯一以县域为主导的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55]；晋江依托强大的民营经济基础，形成鞋服超3000亿元[56]、纺织超1000亿元[57]的产业集群。三者均在“当家产业”之外保有多个支撑性行业，产业集中度较高但尚未形成单一依赖。

低韧性组面临“一业独大”风险：仁怀规上白酒企业总产值达1177.19亿元[58]，白酒在县域工业中占据压倒性比重；迁安以钢铁为主导，产业结构高度集中；神木依托能源资源，人均GDP高达430039元[59]，但能源价格波动对财政冲击明显；永昌以有色金属为主导，对单一资源品类的依赖度较高。产业结构的高度集中，意味着这些县域的财政与增长更多系于单一行业的景气周期，需要在行业景气上行时未雨绸缪、加快培育接续产业。

4.4 绿色底色维度：谁在“点绿成金”

绿色发展水平是县域高质量发展的“生态成色”。样本县中，金寨、安溪、陇县等凭借生态禀赋位居领先。

领先组中，金寨森林覆盖率稳定在75%以上[60]，2025年口径达75.5%以上[61]，是安徽省面积最大的林业县[62]；安溪以“一茶双世遗”闻名——铁观音茶文化系统被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制茶技艺入选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63]；陇县获授“中国天然氧吧”称号[64]，并获评“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65]；张家港以生态宜居与绿色转型见长，是样本中绿色城市化的代表。上杭2024年城区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9.7%[66]，空气质量综合指数为1.92[67]，生态底色同样突出。

追赶组中，迁安正以钢铁绿色转型重塑底色——首钢迁钢获评全国钢铁行业首家环保绩效A级企业、全球首个实现全流程超低排放的钢铁企业[68]；昆山以绿色制造体系建设推动电子信息产业低碳升级。从全国看，2024年工信部新培育国家层面绿色工厂1382家[69]、绿色工业园区123家[70]、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126家[71]，县域正成为绿色制造体系扩容的主力军。

从“守绿”到“用绿”，样本县正在探索生态价值转化的多种通道：金寨依托森林资源推进水土保持碳汇等生态产品交易，安溪以“茶+文化+旅游”延伸生态产业链，陇县把生态优势嫁接到特色养殖与全域旅游。生态底色不再是发展的“约束项”，而正成为县域吸引绿色投资、布局绿色产业的“加分项”——这是绿色维度对县域画像最实质的含义。还需看到，绿色底色的领先并不自动等于发展优势，关键在于转化通道的宽度——生态产品定价、碳汇交易、绿色金融等制度供给，将决定生态禀赋能否真正变现为增长动力。

4.5 富民成效维度：谁让百姓“钱袋子”更鼓

富民是县域高质量发展最直观的落脚点。样本县在居民收入上同样分化为鲜明梯队。

领先组中，义乌2024年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88048元、稳居全国县级市第一[72]；按县域城乡居民收入口径，义乌达83954元、为全国唯一超过8万元的县市[73]。江阴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7271元[74]，昆山77146元[75]，张家港7.48万元[76]。四县构成样本县富民成效的第一方阵。

从县域居民收入百富县看，前十名依次为义乌、玉环、江阴、昆山、张家港、常熟、诸暨、瑞安、乐清、太仓[77]，十席全部出自本报告样本县；百富县平均收入54247元[78]，为全国县域平均水平39218元[79]的1.38倍[80]。收入高地的集聚，说明“强县”与“富民”在发达县域已实现同向而行。

特色组中，当涂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40152元、连续多年居安徽省县级第一[81]；古蔺通过订单农业、入股分红、就近务工等联农带农机制，带动2.5万农户[82]年均增收3000元以上[83]；金寨大湾村2025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3123元[84]、是2016年的3倍[85]，村集体经济收入由不足10万元[86]增长至370万元[87]。从城乡收入差距看，2024年全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为2.34[88]，比上年缩小0.05[89]。对县域而言，收入水平既取决于产业能级，也取决于分配结构——金寨、陇县等西部生态县收入基数较低，更需要通过联农带农、产业下沉来缩小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让“绿”的底色同步转化为“富”的成色。

领先县人均指标对照

注：前三县为2024年人均GDP，后三县为2024年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口径不同，仅作量级对照，单位：元。

4.6 综合排名与分类评级

需要强调，本报告不对35个样本县给出单一的综合得分或精确排名——任何加权合成的“分数”都难免以偏概全，也容易滑向“唯排名论”。更稳妥的方式，是用可核验的真实指标分梯队呈现，按五大维度分别列出“单项领先”名单，并据此识别三类县域。

从经济实力看，五级梯队已在4.1节完整呈现；从五维“单项领先”看：经济实力维度，昆山、江阴、晋江领跑；发展潜力维度，长丰、嘉善、博罗、肥西居前；产业韧性维度，诸暨、常熟、博兴多业并进；绿色底色维度，金寨、安溪、陇县生态领先；富民成效维度，义乌、江阴、昆山、张家港收入领先。

综合五维表现，样本县大致可分为三类。全能型县域在多个维度上同时靠前——昆山、江阴、义乌是典型代表，既有雄厚的经济总量，又在富民、产业、创新等维度位居前列。偏科型县域在单一维度上极为突出，但存在明显短板——仁怀经济实力跻身第三梯队、财政总收入突破千亿元（1014.13亿元）[90]，但白酒“一业独大”的结构性风险不容忽视；金寨经济总量位列第五梯队，却以超75%的森林覆盖率[91]和生态价值转化潜力构成独特禀赋。追赶型县域增速快、进位猛——长丰GDP增长10.6%左右[92]、涟水GDP增长8.2%[93]、古蔺GDP增长7.9%[94]，是样本中最具活力的追赶力量。

五维画像领先样本数量

注：为各维度“单项领先”样本县数量（按4.1—4.5节提及的领先样本计数），仅为梯队分化的定性归纳，非精确排名。

三类县域的划分，不是为了给县域“贴标签”，而是为了揭示差异化的治理命题：全能型县域要继续在创新策源、城市功能上做增量，防止“大而不优”；偏科型县域要敢于把“长板”做深做透的同时，前瞻性培育“第二曲线”，对冲单一产业周期；追赶型县域则要把高增速转化为高质量，防止在扩张中积累债务与同质化风险。样本县的分野提醒我们：县域竞争的本质，不是比谁的GDP更大，而是比谁更早看清自己的比较优势并把它做到极致。

下表汇总24个有公开可比数据的样本县核心指标（2024年口径，张家港GDP为赛迪榜单口径，长丰为“突破千亿”口径）。

将五维画像并置，35个样本县的“横截面”透出的讯息是清晰的：县域经济没有单一的“成功方程式”，却有可辨识的分化规律——经济实力、发展潜力、产业韧性、绿色底色、富民成效各有领跑者与追赶者，且领跑者之间并不重合。仁怀的财政实力与产业风险并存，金寨的绿色家底与收入短板共生，长丰的增速奇迹与汽车链依赖同在，这种“有长板、也有短板”的错位，正是县域选择差异化路径的现实起点。在“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的顶层导向下[151]，不同维度上的领跑样本已生长出外资引领、民营驱动、市场驱动、都市圈辐射、资源深耕、特色突围等可辨识的发展轨迹——它们共同构成中国县域经济最有生命力的发展方程式。对观察者而言，这35幅画像的意义不在于给县域排座次，而在于看清一条规律：凡是走得稳、走得远的县域，几乎都在“实力、潜力、韧性、绿色、富民”五维中找到了自己的支点，并以此统摄资源配置与政策设计。

第五章 模式提炼：中国县域经济的六种典型路径

县域经济的分野，不仅体现在总量与排名的差距上，更体现在发展路径的底层选择上。中国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估聚焦的样本县，在经济实力、产业韧性与绿色底色等维度上呈现明显的梯队分化：昆山、晋江、义乌等头部县已跑出成熟的发展路径，涟水、金寨、陇县等后发县正以各具特色的方式加速突围。透过样本画像，可以提炼出六种可辨识、可复制的典型路径——外资引领、民营驱动、市场驱动、都市圈辐射、资源深耕与特色突围。六种模式，代表县域发展的六种"成功方程式"，各有其核心逻辑、关键特征与适用条件；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统一解，只有与本地禀赋相匹配的最优解。

模式提炼不是给县域贴标签，而是从发展动力与要素来源的维度，识别县域经济"从何处借力"的底层机制。外资引领型借的是全球要素，民营驱动型借的是市场内生力量，市场驱动型借的是商贸网络与规模效应，都市圈辐射型借的是中心城市的溢出效应，资源深耕型借的是不可复制的自然禀赋，特色突围型借的是后发县域的差异化赛道。六种模式恰好覆盖了县域发展的主要动力来源，构成一套可以相互对照、取长补短的"路线图"。

5.1 模式一：外资引领型——以昆山、太仓为代表

核心逻辑。外资引领型的核心逻辑，是把全球产业链中的某一环节"拆解"下来、整体嵌入本地，以全球资源撬动本地产业链的生成与跃迁。

关键特征。

外资密度高，产业链嵌入深，外资企业与本地配套网络深度咬合；

政府招商精准度高，具备对目标产业的穿透式分析能力。

适用条件。靠近开放前沿与口岸，具备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区位和制度条件；本地需有较强的产业配套能力与高素质劳动力供给。

代表案例。昆山提出"像当年拆笔记本电脑招商一样"，对人工智能各细分领域进行穿透式分析和拆解式招商，打响"工业AI"新IP[1]。长三角（昆山）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大会上，56个[2]总投资151亿元[3]的具身智能产业项目集中签约，足见其"拆解式招商"的产业化转化效率。2024年昆山GDP达5380.17亿元[4]，多年稳居全国县域之首。太仓则走出德资集聚路线：截至2025年底，集聚德资企业超560家[5]、投资总额超60亿美元[6]，德企年工业产值达670亿元[7]、制造业德企约占全国十分之一[8]；其中"隐形冠军"德企超60家[9]，德国10大机床企业中已有6家投资布局[10]。外资不只是"落进来"，而是深度嵌入本地产业网络。

拆解式招商的实质，是把招商引资从"拼优惠"升级为"拼产业理解力"——只有把一个产业拆到零件级、工序级，才知道本地最缺哪一环、最能承接哪一环，外资才会真正落得下、留得住。

启示。外资要"融进去"，与本地经济共生共荣，才能从"引进来"走向"长出来"。

5.2 模式二：民营驱动型——以晋江、龙口为代表

核心逻辑。民营驱动型的核心逻辑，是政府搭建制度环境、降低制度成本，让民营经济的自发生长力量充分释放，"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同频共振。

关键特征。

民营经济占比极高、市场主体数量庞大，区域品牌矩阵密集；

产业集群由草根创业自发形成，根植性与韧性俱强。

适用条件。需要亲商文化深厚、营商制度环境完善；适合民营经济活跃、敢拼敢创基因浓厚的地区。

代表案例。晋江拥有超11万家民营企业[11]、53家上市公司[12]、16个区域品牌[13]与46枚中国驰名商标[14]，民营企业占比达97%以上[15]，形成鞋服超3000亿元[16]、纺织超1000亿元等产业集群[17]；龙头企业安踏2024年营收达708.26亿元[18]，2024年晋江GDP达3647.45亿元[19]。龙口依托本土民营龙头纵深突围，南山铝业高端轻量化铝板带项目总投资17.9亿元[20]，2024年龙口GDP达1642.5亿元[21]。

晋江经验表明，政府的角色不是替代市场，而是把产权保护、融资便利、品牌培育等制度供给做到位，让"草根创业"能够长成"参天大树"；龙口的本土龙头向产业链纵深延伸，同样印证了制度环境对民间资本深耕实业的催化作用。

启示。政府搭建制度环境，让民营敢闯敢干。

5.3 模式三：市场驱动型——以义乌、慈溪、乐清为代表

核心逻辑。市场驱动型的核心逻辑，是依托专业市场与块状经济，以"小产品"对接"大市场"，把规模效应与网络效应做到极致。

关键特征。

单一产业极致聚焦，同类企业在县域内高度集聚；

商贸网络辐射全球，物流与市场体系高度发达。

适用条件。需要发达的商贸网络与物流基础设施；适合轻工消费品等便于块状集聚、市场半径广阔的产业。

代表案例。义乌从"鸡毛换糖"起步，市场历经六易其址、十三次扩建，成长为全球最大小商品集散地[22]，2024年GDP达2503.51亿元[23]。2025年10月全球数贸中心正式开业，建筑面积41万平方米[24]、汇聚3700多家商户[25]；2025年中国小商品城成交额达3223亿元[26]、进出口总额达8365亿元[27]，外贸出口规模居全国县（市、区）首位[28]，市场经营主体总量突破120万户[29]，小商品远销全球233个国家和地区[30]。慈溪小家电产量约占全球市场份额60%[31]，2025年智能家电集群营收达1083.8亿元[32]。乐清低压电气产品占全国市场份额65%以上[33]，2025年电气产业规上工业产值达1366.74亿元[34]，是全国唯一以县域为主导的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35]。

市场驱动型的生命力在于"以市场规模换产业深度"——义乌从摆摊集市到全球数贸中心的演进，慈溪小家电从代工到自主品牌的蝶变，乐清低压电器从家庭作坊到国家级集群的跃升，走的都是同一条把产品做到极致、把市场做到全球的路。

启示。把"小产品"做成"大市场"。

5.4 模式四：都市圈辐射型——以长丰、肥西、博罗为代表

核心逻辑。都市圈辐射型的核心逻辑，是主动承接中心城市的功能外溢与产业转移，把"区位近"转化为"配套实"，主动"嵌进去、融进去"，而不是等待辐射自动洒下。

关键特征。

与核心城市通勤与产业高度协同，共享中心城市的要素资源；

招商引资速度极快，政务服务的项目落地效率成为核心竞争力。

适用条件。紧邻大城市或都市圈核心区；需要强大的政务服务效率与土地、资金、人才等要素承接能力。

代表案例。长丰与比亚迪的对接是"长丰速度"的缩影：合肥基地一期项目从洽谈到签约仅23天[36]、签约到开工仅42天[37]、开工到整车下线仅10个月[38]；2024年95万辆整车下线[39]、新能源汽车年产值超千亿元[40]，已吸引128家核心配套企业[41]。2024年长丰GDP突破千亿元[42]，成为安徽第二个千亿县[43]，规上工业产值超2000亿元[44]。肥西以"基金+产业"组合拳承接科创资源，首只县级创投基金总规模2亿元[45]，2024年GDP达1212.43亿元[46]、人均GDP达120043元[47]。博罗与深圳福田创新"同规划、同政策、同招商、同服务、同受益"五同产业协作模式，187项高频政务事项"跨域通办"[48]；2025年GDP达1005.45亿元[49]，成为广东省首个进入"千亿县"行列的县（市）[50]。

都市圈辐射型县域的共性，是把毗邻核心城市的地理距离转化为产业配套的时间距离——长丰的整车制造、肥西的科创基金、博罗的跨域通办，本质上都是通过主动的制度创新压缩要素流动成本，让中心城市的产业、资本与人才愿意"多走一步"。

启示。主动"嵌进去、融进去"，不等待辐射自动洒下。

5.5 模式五：资源深耕型——以仁怀、安溪、迁安为代表

核心逻辑。资源深耕型的核心逻辑，是依托不可复制的资源禀赋（气候、土壤、矿产、工艺），把"资源"做深做透成"产业"，把"产业"做强做精成"品牌"。

关键特征。

资源独占性强，拥有难以复制的自然禀赋或地理标志；

产业链纵向延伸深，品牌溢价与品质标准成为护城河。

适用条件。拥有独特的自然禀赋或工艺传承；需要长期主义的产业耐心与严格的品质管控。

代表案例。仁怀依托茅台镇酱香白酒产区的独特生态与工艺，2025年GDP达2026.43亿元[51]，首次突破2000亿元大关[52]；2025年规上白酒企业总产值达1177.19亿元[53]，28家酒企产值超亿元[54]。安溪深耕一片茶叶，2025年铁观音品牌价值达1443.07亿元[55]，连续六年荣膺区域品牌（地理标志）价值第一[56]；2025年全县茶产业链综合产值达460.5亿元[57]。迁安则以钢铁绿色转型重塑"资源县"形象，首钢迁钢成为全国钢铁行业首家环保绩效A级企业[58]、全球首个实现全流程超低排放的钢铁企业[59]。

资源深耕型的要义，在于把一次性、低附加值的资源开采，转化为可持续、高附加值的品牌经营——仁怀的一瓶酒、安溪的一片叶、迁安的一炉钢，都以品质与标准为杠杆，撬动了远超资源本身的价值回报。

启示。从"卖原料"到"卖品牌、卖标准、卖文化"。

5.6 模式六：特色突围型——以涟水、古蔺、金寨、陇县为代表

核心逻辑。特色突围型的核心逻辑，是在资源禀赋并不突出的后发县域，找准一个突破口（重大项目、特色农业、生态价值、文旅康养）实现"单点突围"，以"造血"替代"输血"。

关键特征。

发展基数低但增速快，路径辨识度高；

政策性帮扶与内生动力相结合，后发优势逐步显现。

适用条件。适用于基础薄弱但方向清晰的后发县；需要耐心培育、持续投入与项目牵引。

代表案例。涟水2019年实现"脱贫摘帽"[60]，2023年首次跻身全国百强县[61]，2025年排名升至第86位[62]；GDP年均增长8.2%[63]，连跨600亿元、700亿元、800亿元三个台阶[64]，招引巨石集团、捷泰科技、阿特斯等百亿级项目[65]，2024年GDP达801.96亿元[66]。古蔺构建"2+3+8"现代农业产业体系[67]，建成19个县级以上现代农业园区[68]，带动2.5万农户年均增收3000元以上[69]。金寨将生态资源"变现"，高湾小流域水土保持碳汇9.95万吨以805.89万元成交（单价81元/吨）[70]，创全国水土保持碳汇项目成交总价最大、交易单价最高两项纪录[71]，为安徽省首单水土保持碳汇交易[72]；大湾村十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翻了三倍[73]，建成安徽省首个"零碳乡村"[74]。陇县捧得"中国天然氧吧"称号[75]，森林覆盖率达60%[76]、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连续5年超过300天[77]，2025年奶山羊全产业链产值突破80亿元[78]。

特色突围型的选择逻辑，是避开与大县的正面竞争，在细分赛道上做深做透：涟水以重大项目牵引后发赶超，古蔺以现代农业体系联农带农，金寨以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打通"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陇县以生态底色孕育奶山羊百亿产业——每一条突围之路都立足本地、错位竞争。

启示。"造血"比"输血"更重要。

六种模式代表县GDP对比（亿元）

注：昆山、晋江、义乌、涟水为2024年GDP[79]；长丰为2024年GDP突破千亿元，图上按1000亿元计[80]；仁怀为2025年GDP[81]。数据来源：各县（市）统计公报，单位：亿元。

六种模式代表案例分布（个）

注：按本章5.1—5.6节所列代表县计数，覆盖外资引领型2个、民营驱动型2个、市场驱动型3个、都市圈辐射型3个、资源深耕型3个、特色突围型4个；特色突围型代表县最多，反映后发县域的路径选择更具多样性。属定性归纳。

六种模式的横向对比

六种路径，六种"成功方程式"，各有其适用边界，也各有其内在局限：外资引领型易受外部环境波动冲击，民营驱动型考验产业升级的可持续性，市场驱动型面临同质化竞争与内卷压力，都市圈辐射型受制于中心城市的溢出节奏，资源深耕型背负着资源依赖与绿色转型的双重压力，特色突围型则检验后发赶超的耐力与定力。模式的局限，正是县域共同面临的产业、人口、创新、绿色、招商等共性命题的注脚——无论选择哪条路，这些命题都绕不开、躲不掉，唯有在各自路径上不断突破模式的边界、在共同命题上找到答案，县域经济才能真正行稳致远，县域强、则中国强。

第六章 共性命题：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十道必答题”

六种模式提供了县域发展的六种路径，也把同一组矛盾推到台前：无论资源型、外向型还是生态型，没有哪个县域可以绕开产业、人口、创新、绿色、招商、债务等共性命题。能源大县神木人均GDP约43万元[1]，仍要为能源周期的波动而焦虑；生态大县金寨森林覆盖率稳定在75%以上[2]，仍在为生态价值变现求解；曾为贫困县的涟水在成长为全国百强县之后[3]，同样要直面“快跑”之后的可持续命题。县域之间的差异在于命题的排序与解法，而不在于命题本身的有无。产业、人口、创新、绿色、招商、债务、治理、城乡、区域、信心——十道必答题，每一道都连接着县域的内生动力与外部约束，也指向政策设计与治理方式的深层调整。

6.1 产业之问：如何从“一业独大”走向“多元支撑”

县域产业的“单点支撑”曾是后发追赶的捷径——集中资源做大一个主导产业，往往能以最快速度奠定经济底盘。但单一产业越强，结构性风险也越集中：一旦主导产业进入下行周期，县域经济便失去回旋余地。仁怀2025年规上白酒企业总产值达1177.19亿元[4]，其中28家酒企产值超亿元[5]，白酒产业支撑起其GDP首次突破2000亿元[6]，跻身全国13个超2000亿元县域之列[7]——“一酒独大”支撑起县域的半壁江山，也把兴衰与白酒周期紧紧绑在一起；神木人均GDP约43万元[8]，能源仍是其绝对主导，收入的高弹性与产业的高波动如影随形。

问题的关键不在“要不要多元”，而在多元化的“度”与“节奏”。脱离禀赋另起炉灶的多元化，往往沦为“无源之水”的新产业运动；依托主导产业向内延伸、向外裂变的“老树新芽”，才是资源型县域的现实出路。首钢迁钢在钢铁主业的基座上完成全流程超低排放改造，成为全国钢铁行业首家环保绩效A级企业[9]——把“高耗能”的钢铁做成“绿色低碳”的钢铁，本身就是产业升级意义上的多元化：不是换赛道，而是把老赛道做成新赛道。对县域而言，多元支撑的题眼，是在守住主导产业基本盘的同时，沿产业链前后端布局新兴增长点，让“一业独大”逐步过渡为“一业强、多业活”的生态结构。产业之问的政策含义因此清晰：因地制宜补链强链，防止同质化、内卷式的产业竞赛，以主导产业的纵深替代低水平的产业叠加。

6.2 人口之问：“人往高处走”的虹吸

人口是县域最基础的发展要素，而“人往高处走”的流动逻辑对县域构成持续的虹吸。2024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为2.34[10]，差距虽连续多年收窄，但城乡收入差仍是驱动劳动力外流的底层力量：年轻人外出务工、高素质人口向大城市集聚，县域常常在“培养人才—流失人才”的循环中空转。

然而人口流动并非只有“单向虹吸”一种答案。金寨县大湾村给出了反例：依托茶产业、乡村民宿与生态旅游，2025年全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3123元[11]，是2016年的约3倍[12]；村集体经济收入由2016年的不足10万元[13]增长到2025年的370万元[14]，外出务工的年轻人陆续回流，村庄发展的底气随之而来[15]。大湾村的经验表明，县域留人的通道不是行政限制，而是产业留人、事业留人、环境留人的组合：有产业才有岗位，有岗位才有人口，有人口才有公共服务与市场空间的良性循环。对大多数县域而言，人口之问的难点在于“留得下人、更留得下年轻人”——县域无法在大城市擅长的领域正面竞争，却可以在成本、生态、乡情与细分产业上建立比较优势。人口之问的政策指向，是以县城为载体提升就业承载力与公共服务供给，把“人的聚集”转化为“发展的动能”。

人口之问还有一层“存量视角”：县域人口流失的账，不只看外出务工的规模，还要看留下来的人口结构。大湾村年轻人回流的前提，是县域提供了与外出务工可比的收入机会与成长空间[16]；当“家门口的发展机遇”不足以抵消收入差距时，回流便难以持续。对多数县域而言，人口竞争的对象不是邻近县，而是经济能级更高的城市——县域唯有在细分产业、生活成本、公共服务上形成组合优势，才能把“被动留守”变为“主动选择”。这也意味着县域的人口政策不能局限于“留人”本身，而要同步作答“育人”与“用人”：让本地技能人才有上升通道，让返乡创业人才有政策托底，让人口集聚与产业升级形成正反馈。

6.3 创新之问：县级能级突破“天花板”

长期以来，县域被视为产业承接者而非创新策源地：创新资源向高校院所与中心城市集聚，县域既留不住高端人才，也够不着前沿研发，能级提升仿佛撞上“天花板”。但近年的实践正在改写这一判断——县域未必需要“从0到1”的原始创新，却完全可以成为“从1到N”的创新落地场。

长丰县依托比亚迪整车项目，吸引128家核心配套企业集聚[17]，新能源汽车年产值超过千亿元[18]。整车龙头带来供应链，供应链带来工艺改良与零部件创新，制造基地因此具备了向“制造＋研发”演进的可能。肥西县则以资本为杠杆撬动创新，首只县级创投基金总规模2亿元[19]，聚焦天使期科技型初创企业，与产业招商、科技招商紧密联动——用“投早投小”的方式把外部创新主体“引进来、留下来”。两条路径共同指向县域创新的基本逻辑：借脑引智、以产聚智。县域不必复制中关村的研发密度，而应围绕本地产业链布局创新链，把创新需求外包给全国乃至全球的智力资源，再以产业规模、应用场景与资本工具承接创新成果落地。创新之问的题眼，是从“制造基地”跃迁为“创新策源地的应用节点”，让研发在外、转化在县，成果在外、产业在县。其政策指向，是以产业链牵引创新链，以基金招商、飞地研发、校企协同等机制弥补县域创新要素的先天不足。

但县域创新的隐忧同样不容回避：过度依赖单一链主的“单点牵引”，一旦龙头企业的战略重心调整，配套体系可能随之收缩。长丰依托比亚迪形成128家核心配套企业的集群效应[20]，也意味着县域创新生态的抗风险能力在相当程度上系于一家企业。真正的县域创新生态，应是“链主牵引＋多元主体＋公共服务”的复合结构：以链主企业为需求源头，以中小企业为创新主体，以检测、认证、中试平台为公共底座，以基金、担保、信贷为金融血脉。肥西县级创投基金投早投小，正是把“资本识别创新”的功能下沉到县域的尝试[21]。从制造基地走向创新策源地，县域需要的不只是一个“引爆点”，而是一整套让创新可持续发生的制度安排——包括知识产权保护、人才柔性引进、校地协同的长期契约。这比单个项目的落地更考验县域的治理耐心，也是创新之问最终指向的答案。

6.4 绿色之问：在“守绿”与“用绿”间平衡

对生态资源富集的县域而言，最纠结的命题莫过于“守绿”与“用绿”的两难：守着绿水青山，未必换来金山银山；要金山银山，又怕毁了绿水青山。金寨县森林覆盖率稳定在75%以上[22]，2025年最新口径更高达75.5%[23]，生态家底不可谓不厚，但把“生态存量”变成“经济增量”，才是真正的考验。

破题的钥匙，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金寨县高湾小流域9.95万吨水土保持碳汇以805.89万元成交[24]，交易单价达81元/吨[25]，创下全国水土保持碳汇项目成交总价与交易单价两项纪录[26]；元谋县首创林业碳汇“空间占用补偿”机制，实行“谁占用、谁补偿”，构建起“占用—补偿—交易—监管”闭环[27]；宝兴县的森林经营碳普惠项目于2025年10月在四川联合环境交易所完成交易，成为全省首批首单[28]。碳汇交易、碳普惠、生态补偿三条通道，正把“看不见的生态价值”转化为“可计量、可交易、可抵押”的资产。绿色之问的深层机理，是生态产品的稀缺性定价长期缺失。守绿不是不作为，而是把生态保护的成本通过价值实现机制收回、增值。其政策指向，是完善生态产品价值核算体系，扩大横向生态补偿范围，推动碳汇等生态资产进入可交易、可融资的市场通道，让“守绿者”得到应有回报，让“用绿”建立在可持续的底线之上。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难点，在于“核算难、变现难、流动难”三重约束。碳汇交易让生态资源第一次有了市场化的价格发现——金寨高湾小流域以805.89万元成交的碳汇交易[29]，本质上是把过去无法入账的生态产出，纳入可核算、可交易的资产范畴。但碳汇的规模效应尚未显现：开发周期长、核证成本高、交易主体有限，决定了碳汇目前仍难成为县域财政的支柱性收入。元谋“空间占用补偿”机制的创新在于改变了补偿方向——由“使用者付费”替代“保护者等待补偿”，让生态受益方直接承担占用成本[30]，从而把生态保护的激励内生化。宝兴森林经营碳普惠则以小额、高频、面向普通主体的方式降低了参与门槛[31]。三条路径共同提示：绿色变现不是“一锤子买卖”，而是需要核算标准、交易平台、补偿制度与金融工具协同推进的系统工程；县域应在守住生态底线的前提下，把生态资产逐步盘活为可融资、可增值的发展资本。

6.5 招商之问：从“血拼式”到“差异化”

招商引资曾是县域工业化的第一引擎，但“血拼式”招商——拼地价、拼税收返还、拼补贴——在创造短期增长的同时，也在制造区域间内卷，并埋下财政负担与产业错配的隐患。当“政策洼地”不再稀缺，县域招商必须找到新的竞争维度。

昆山给出了“拆解式招商”的思路：像当年拆笔记本电脑招商一样，对人工智能等细分领域进行穿透式分析，按产业链图景逐一招引补链企业[32]，让招商从“大海捞针”变成“按图索骥”。肥西把基金用成了招商工具，县级创投基金与产业招商、科技招商联动，以资本识别并绑定成长性企业[33]。涟水的经验则浓缩在一个“快”字上——从贫困县到全国百强县，靠的是项目落地与政务服务的高效率[34]。三种做法殊途同归：招商竞争正从要素成本竞争转向产业配套竞争与制度供给竞争。拆解式招商比的是产业洞察，基金招商比的是资本配置能力，政务服务效率比的是制度成本——三者都指向“拼服务、拼生态”，而非“拼优惠”。招商之问的政策指向，是引导县域围绕主导产业链开展精准招商，以基金工具和营商环境构建差异化的区域吸引力，防止低水平的内卷式竞争。

招商之问的另一面，是“招进来之后怎么办”。过去一些县域以优惠换项目，项目落地后却因配套不足、服务缺位而“水土不服”，优惠政策到期之日即是企业搬迁之时。涟水的“快”之所以能支撑起从贫困县到百强县的跃升，正在于把招商优势转化为落地优势、把落地优势转化为留驻优势[35]——项目签约只是起点，全生命周期的要素保障与政务服务才是留住企业的关键。昆山“拆解式招商”的深层价值也不在“拆”本身，而在于通过穿透式分析摸清产业链的缺环与断点，让招商建立在产业逻辑而非政策让利之上[36]。肥西以基金招商绑定企业成长，更是把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从“招引—落地”的一次性交易，升级为“共担风险—共享成长”的长期伙伴关系[37]。招商竞争的终局，不是比谁的优惠幅度大，而是比谁能让企业在县域真正扎下根来——这需要产业链配套、营商环境与治理能力的系统性支撑，也提示县域应把招商重点从“外引增量”逐步转向“内培存量、以商招商”，让已落地企业成为最好的招商名片。

6.6 债务之问：县域财政“紧日子”

县域财政是基层运转与国家政策落地的物质基础，而收支失衡、债务风险使不少县域常年处于“紧日子”。横向看，样本县财政实力悬殊：迁安2024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达67.08亿元[38]，增速仅0.4%[39]；当涂为38.55亿元[40]；陇县则只有1.84亿元[41]。三者收入量级相差数十倍，却同样面临刚性支出增长与税源结构单一的挤压。

县域财政困境的根源，在于“铺摊子”时期的扩张惯性遇上土地财政退潮与减税降费的背景：收入端缺乏新的可持续税源，支出端教育、医疗、养老、债务付息等刚性支出难以压缩，收支缺口只能靠举债与转移支付弥合。越是欠发达县域，造血能力越弱，对债务与转移支付的依赖越深，“紧日子”的时间跨度也越长。债务之问的求解，不在“节流”一端，而在“开源＋盘活＋防风险”的组合。当涂、陇县这样的县域尤其需要在有限财力内精打细算，推动财政绩效管理，盘活存量资产，培育与地方资源禀赋匹配的财源。其政策指向，是加强县域债务风险监测与化解，严控新增隐性债务，同时完善转移支付与财力下沉机制，让基层财政“有钱办事、有度用钱”。

财政“紧日子”的另一层含义，是县域可调配资源的边际约束正在收紧。迁安67.08亿元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仅0.4%[42]，陇县1.84亿元的财力则几乎全部用于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43]——强弱悬殊的县域在“吃饭财政”上的压力却是同构的。土地财政退潮后，县域财源从“土地出让＋转移支付”向“产业税收＋存量盘活”的切换不会自动完成，这正是“紧日子”可能长期化的深层原因。破解之道在于开源与盘活并举：一方面以税源培育涵养财政，把招商引资的成果转化为稳定的产业税收；另一方面向存量要效益，盘活闲置低效资产、化解存量债务、压减低效支出，用财政绩效管理把有限资金用到刀刃上。越是财力紧的县域，越需要把“过紧日子”制度化——不是临时的节流运动，而是预算约束与绩效导向的常态化安排，让每一笔财政资金都经得起效率检验。

6.7 治理之问：从“管理型”到“服务型”

营商环境竞争的背后，是政府治理能力的竞争。县域政府能否完成从“管理型”到“服务型”的转型，直接决定了企业愿不愿意来、来了留不留得住。

博罗县以“同规划、同政策、同招商、同服务、同受益”的“五同”机制深化跨区域协作，187项高频政务事项实现“跨域通办”[44]，让政务服务打破地域边界；涟水把“快”字贯穿政务服务全程，以高效率的营商环境支撑起从贫困县到百强县的跃升[45]。中央一号文件的官方解读则把“着力壮大县域富民产业”列为“四个着力”之首[46]，视为推进城乡融合的连接器与农民增收共富的关键一招——产业政策的落地，最终都要靠县域治理能力承接。服务型政府的深层含义，是从“管控思维”转向“股东思维”：像股东一样与企业共担风险、共享成长，基金招商即是典型，而非事无巨细的“保姆式”包办，后者既不可持续，也容易越界。数字化是治理转型的底层能力，跨域通办、一网通办让企业少跑腿、数据多跑路。治理之问的政策指向，是以数字化提升政务服务效能，把治理能力作为营商环境的核心竞争力，让县域政府的角色从“管理者”变为“服务者”与“共担者”。

服务型政府转型的难点，在于“服务”与“边界”之间的平衡。博罗“跨域通办”打破了行政边界的壁垒，让企业群众在异地也能办成事[47]，本质上是把政务服务的“物理可达”提升为“制度可达”；但服务一旦越界为事无巨细的包办，既会滋生企业对政府的依赖，也可能造成政府资源的错配。服务型政府的理想形态，是“股东式”而非“保姆式”——政府为企业提供的应是可预期的制度环境、高效的要素保障与公平的竞争规则，而非替代企业做经营决策。数字化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双重角色：一方面，一网通办、跨域通办让服务可及、成本可测；另一方面，基层数据报表、留痕考核的数字化叠加，也可能加重基层负担，使“服务”退化为“应付”。治理之问的深层命题，是如何让数字化转型真正服务于企业群众的需求，而不是服务于管理者的便利——这需要把治理效能的评判权交给市场主体与群众，让“办事效率高不高、政策兑现快不快”成为检验服务型政府的试金石。

6.8 城乡之问：让农民分享红利

县域是城乡融合的连接器，也是城乡差距的缩影。高质量发展的最终检验，在于农民能否分享发展红利。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48]，把县域产业、县域实力与农民增收纳入同一个发展目标。

联农带农机制是把农民嵌入产业链的关键。古蔺县通过订单农业、入股分红、就近务工等机制，带动2.5万农户[49]年均增收3000元以上[50]；当涂县2024年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40152元[51]，稳居安徽省县级第一；金寨县大湾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十年间增长约3倍[52]，从7000余元跃升至2.3万元左右[53]，并建成安徽省首个“零碳乡村”[54]。三个样本的共同点，是农民收入增长不再单纯依赖外出务工，而来自家门口的产业参与。联农带农的机理，在于利益联结的“多环节覆盖”：订单农业保底收购，让农户分享生产环节的稳定收益；入股分红让农户以土地、资金、劳力入股，分享产业链增值收益；就近务工让农户在不离土不离乡的前提下获得工资性收入。三重渠道叠加，农民才真正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城乡之问的政策指向，是发展县域富民产业、健全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把就业增收作为强县富民的根本标尺。

6.9 区域之问：避免“千县一面”

县域禀赋千差万别，若都用同一把尺子衡量、同一种打法推进，必然陷入“千县一面”的同质竞争。区域之问的实质，是如何在统一市场中尊重差异、各展所长。

国家层面的框架已经给出方向。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四类区域[55]，并明确对不同主体功能区实行差异化绩效考核。省域层面，甘肃将全省86个县实施差异化考核[56]，按城市服务型、工业主导型、农业优先型、文旅赋能型、生态功能型五类分类施策[57]，对重点生态功能区重点考核绿色发展；山西则按主体功能区定位将96个县（市）分为重点开发、农产品主产、重点生态功能等类型分类考核[58]。分类考核的本质，是承认县域禀赋差异，让生态县不必与工业县比GDP，农业县不必与商贸县比增速——宜工则工、宜农则农、宜商则商、宜游则游，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区域之问的政策指向，是把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分类考核、转移支付、用地指标等工具衔接起来，让差异化的考核指挥棒真正落地，从制度上遏制“千县一面”的冲动。

6.10 信心之问：从“花钱买榜”到“实干兴县”

十道必答题的最后一问，落在“信心”上——市场主体的信心、干部队伍的信心、人民群众对发展的信心。信心最怕的，是“虚火”。一段时间以来，个别地方热衷于花钱买排名、买荣誉，把榜单名次当作政绩证明，此类现象据公开报道曾多次受到舆论关注与批评。这类做法的实质，是“政绩锦标赛”下的扭曲激励：考核指挥棒过度指向总量增速与表面排名，实干者得不到认可，虚功者反而获益，最终透支的是市场与群众对县域发展的信任。

值得注意的是，考核导向的调整已在制度层面起步。甘肃对重点生态功能区重点考核绿色发展、弱化经济发展相关指标权重[59]，山西按主体功能区定位对县域分类设置考核指标[60]——这些探索的实质，都是把考核指挥棒从单一的增速排名引向结构、质量与功能定位。当考核不再唯总量论、唯排名论，县域干部才敢于把资源投向见效慢却利长远的产业培育、生态修复与民生改善，实干的土壤才会真正形成。信心之问的答案，就藏在考核指挥棒的每一次校正里。

纠治的方向，是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县域发展是长期工程，产业培育、生态修复、农民增收都难在任期内见到显性成效，越是如此，越需要考核导向从总量增速转向结构质量，从表面排名转向发展成色，让“潜绩”与“显绩”同样得到认可，让实干者得实惠、让虚功者受约束。信心不是买来的，而是干出来的。县域发展的成色，最终由产业根基、民生改善、生态底色与治理效能共同定义。十道必答题构成县域发展的问题清单，也框定了政策设计的靶点：分类施策、链式招商、服务型政府、绿色竞争力——这些正是把“必答题”转化为“加分项”的政策落点，也是县域迈向高质量发展的下一步功课。

十道必答题的支撑样本与政策维度分布

注：数值为本章各节关联的支撑样本县与政策体系数量，属问题主题的定性归纳，非统计口径数据；其中6.2人口之问计入全国城乡收入比与样本村回流案例，6.10信心之问以政绩考核导向调整为定性支撑。

第七章 政策启示：迈向2030的县域经济“工具箱”

面向2030年，县域经济的竞争已不再是单一指标的比拼，而是治理能力的系统较量。产业、人口、创新、绿色、招商、债务等共性命题在各类县域中普遍存在，决定了政策供给必须从"经验驱动"转向"工具化运作"。围绕分类施策、产业培育、营商环境、创新驱动、绿色转型、富民增收、风险防控七条主线，县域能够构建一套可复制、可落地、可持续的政策工具箱，在差异化发展中重塑增长动能。这些工具并非彼此孤立：分类施策划定边界，产业培育提供引擎，营商环境与创新驱动决定速度，绿色转型与富民增收校准方向，风险防控保障行稳致远。

县域政策工具箱：七类工具的政策要点分布

注：本图按第七章7.1—7.7各节归纳的政策工具要点数量绘制，属定性归纳，非官方统计口径；各节对应的政策文件与案例来源详见正文。

7.1 分类施策：告别"一刀切"的治理思维

中国县域资源禀赋差异极大，用同一把尺子衡量所有县域，既不公平，也必然失灵。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四类区域[1]，并要求对不同功能区实行差异化绩效考核，为县域分类施策提供了顶层依据。省级层面已有更精细的样本：甘肃省将86个县[2]按城市服务型、工业主导型、农业优先型、文旅赋能型、生态功能型五类[2]实施差异化考核，对重点生态功能区重点考核绿色发展、不再考核经济发展相关指标；山西省则按主体功能区定位对96个县（市）[3]实行分类考核，重点开发县域、农产品主产县域、重点生态功能县域分别适用不同的指标组合。

落到操作层面，分类施策有三条清晰路径：城市化地区聚焦产业升级、创新驱动与产城融合，把有限资源投向高附加值环节；农产品主产区聚焦农业现代化、品牌化与产业链延伸，在"接二连三"中做大农业附加值；重点生态功能区聚焦生态保护、价值转化与绿色发展，把生态本底经营为发展资本。分类评价、分梯队推进，是告别"一刀切"的第一步，也是县域政策工具箱的第一块基石。

7.2 产业培育：从"捡到篮里都是菜"到"链式思维"

产业培育的逻辑正在发生根本转变：从"捡到篮里都是菜"的饥渴式招商，转向围绕主导产业的"链式思维"。昆山提出"像当年拆笔记本电脑招商一样"，对人工智能各细分领域进行穿透式分析和拆解式招商，打响"工业AI"新IP[4]；在其举办的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大会上，56个项目[4]集中签约，总投资达151亿元[4]，验证了拆解式招商的落地能力。资本招商是另一套进阶打法：肥西设立首只县级创投基金，总规模2亿元[5]，聚焦天使期科技型初创企业，与产业招商、科技招商紧密联动，形成"基金+产业"的组合拳。与之互补的还有场景招商——给机会而非给补贴，把县域的真实需求场景开放给企业；以及"链长+链主"双链制，由党委政府担任链长统筹协调、龙头企业担任链主带动配套。

深耕主导产业的回报同样可观。仁怀围绕白酒一个产业做深做透，2025年规上白酒企业总产值达1177.19亿元[6]；涟水通过招引大项目带动能级跃升，2024年GDP达801.96亿元[7]、增长8.2%[7]。产业培育的核心，是把招商从"一次性签约"变成"产业链扎根"。

7.3 营商环境：从"管理者"到"合伙人"

营商环境的本质，是政府角色从"管理者"向"合伙人"的转换，把"股东式、保姆式服务"制度化，是县域竞争力的直接来源。广东博罗与深圳福田创新"同规划、同政策、同招商、同服务、同受益"五同产业协作模式，187项[8]高频政务事项实现"跨域通办"，2025年博罗GDP突破千亿元、达1005.45亿元[8]，成为广东省首个进入"千亿县"行列的县域。在项目落地端，"拿地即开工""五证联发"已成为一批先进县域的标配，通过并联审批、容缺受理把项目开工周期压缩到极限；在政策兑现端，"免申即享"让惠企资金与政策主动找企业，无需企业申报跑腿；在监管端，涉企检查规范化、推行"进一次门、查多项事"，把对正常经营的干扰降到最低。

营商环境的改善不是一次运动，而是一套持续迭代的制度供给。从跨域通办到流程再造，从政策直达到监管优化，每一步都在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而成本降得越低，市场主体的活力就涨得越快。对县域而言，营商环境是最不需要资源投入的"软投资"：一块地的审批效率、一个窗口的服务态度、一张清单的透明度，往往比一揽子税收优惠更能留住企业。把服务做在审批前、把问题解决在反映前，让企业有感、让市场有感，是县域政府最划算的投入。

7.4 创新驱动：从"跟跑"到"并跑"

县域创新最现实的问题，是创新资源与产业需求之间的错配。"产业立题、企业出题、人才答题、科技解题"的机制，把创新的起点从论文与实验室拉回到车间与市场：产业界的真问题成为科研选题，企业成为出题人与合伙人。与高校院所共建创新联合体，是县域集聚创新资源的重要通道。长丰以比亚迪为链主，围绕新能源汽车产业构建协同创新生态，已吸引128家[9]核心配套企业集聚，形成整车龙头带动、零部件梯度配套的产业创新格局。针对关键技术攻关，"揭榜挂帅"机制让能者上、智者胜，把县域解决不了的难题张榜公布、面向全国求解。在创新主体培育上，各地普遍建立"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单项冠军"的梯次培育体系，逐级筛选、逐级赋能，让创新型企业由小变大、由弱变强。

需要强调的是，县域创新的突破口不在于"全面追赶"，而在于围绕主导产业链的"精准并跑"——把有限的创新资源集中配置到最有比较优势的环节，在细分赛道上实现局部领先，进而带动全链条跃升。

7.5 绿色转型：从"环保负担"到"绿色竞争力"

绿色转型的实质，是把生态投入从"成本项"变为"价值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正在县域落地生根。金寨县高湾小流域水土保持碳汇9.95万吨[10]以805.89万元[10]成交，出让方为高湾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创全国水土保持碳汇成交总价最大、单价最高两项纪录；宝兴县森林经营碳普惠项目于2025年10月在四川联合环境交易所完成交易，成为全省首批首单[11]；元谋县首创林业碳汇"空间占用补偿"机制，明确"谁占用、谁补偿"，碳票抵消比例不超过80%[12]。空气、森林、水等生态要素，正在成为可计量、可交易、可变现的绿色资产。

在工业领域，绿色工厂、绿色园区梯度培育成为主抓手：工信部2024年度新培育国家层面绿色工厂1382家[13]、绿色工业园区123家[13]。迁安的首钢迁钢是全国钢铁行业首家环保绩效A级企业，实现全流程超低排放[14]，证明传统产业的绿色转型不是包袱而是新的竞争力。循环经济层面，再生水利用、固废资源化、余热回收等模式，正在把"末端治理"转变为"源头减量、循环利用"，让绿色从约束变量变成增长变量。

7.6 富民增收：让农民成为"合伙人"

县域经济的最终落脚点是富民。让农民从产业发展的旁观者变为合伙人，是县域富民增收的核心机制。古蔺通过订单农业、入股分红、就近务工等联农带农机制，带动2.5万户[15]农户年均增收3000元以上[15]，把产业链增值收益更多地留在农村；金寨高湾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作为水土保持碳汇的出让方，直接参与生态收益分配[10]，让农民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中成为股东。更深层的制度安排，是构建"企业+村集体+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企业负责市场与加工，村集体负责组织与协调，农户提供土地与劳动，三者按股分红、风险共担。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要求培育壮大县域富民产业，强化产业项目统筹规划，防止同质化、内卷式竞争[16]，为富民增收提供了顶层方向。

判断一个县域的发展质量，不仅要看GDP规模，更要看农民的钱袋子鼓没鼓、村集体的家底厚不厚。联农带农的关键在于"联得紧、带得实"：订单合同要兑现，入股分红要透明，就近务工要稳定，只有让农民看得见收益、算得清账目，"合伙人"的关系才能长久。从"给资金"到"给机制"，是县域富民政策最深刻的转变。富民，是县域高质量发展的最终检验。

7.7 风险防控：守住"四条底线"

县域发展越快，越要系好安全带。财政紧平衡的现实，要求县域首先守住债务底线。样本县中，迁安市2024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67.08亿元[17]，而西部欠发达地区的陇县仅1.84亿元[18]，财力悬殊之下，严控新增隐性债务、盘活存量资产、量入为出，是县域财政的生存法则。生态底线同样不容突破：主体功能区规划划定的生态保护红线是刚性约束[1]，金寨县森林覆盖率稳定在75%以上[19]，靠的是长期守牢生态底线、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安全底线涵盖安全生产、粮食安全、能源安全等多个维度，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将"着力壮大县域富民产业"列为"四个着力"之首，同时强调持续增强粮食安全保障能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20]。民生底线的核心是不发生规模性返贫，需要把产业收益更紧密地与农户增收联结起来，筑牢防止返贫的制度防线。

同时要看到，四条底线之间相互关联：债务风险可能传导为项目停滞与民生欠账，生态破坏可能吞噬长期发展红利，安全事故可能动摇产业根基。因此，风险防控不是孤立的一项工作，而应嵌入产业选择、项目评审、财政管理的全过程，以制度化、清单化的方式把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守底线不是不作为，而是为了更好地上限；统筹发展与安全，县域经济才能行稳致远。

这七类工具构成的是一个完整闭环：分类施策决定方向，产业培育锻造引擎，营商环境与创新驱动注入动力，绿色转型与富民增收校准成色，风险防控筑牢底线。工具不缺位、不滥用、不中断，县域经济就能够在自己的赛道上走深走远——这正是中国县域下一个十年"百花齐放"的底气所在。

结语：县域强，则中国强

县域经济从来不是大国叙事的"配角"，而是中国经济的"基本盘"。全国1869个县域[21]贡献了38.35%的经济总量[21]，承载着超四分之三的农业产值与九成的粮食生产任务，是名副其实的"压舱石"与"稳定器"。与此同时，头部县域的牵引作用日益凸显：百强县以约5%的县域数量[22]贡献了县域GDP的26.5%[22]，成为县域经济整体跃升的"火车头"。县域经济的分量，不只在总量，更在结构——既有"基本盘"的厚度，也有"增长极"的锐度。从东部沿海的千亿县集群，到中西部山区的生态富民样本，县域经济的多样性本身就是中国发展韧性的最佳注脚。可以说，没有县域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没有县域的振兴，就没有乡村的全面振兴。县域也是城乡融合的关键节点：向上承接大城市的产业外溢，向下辐射广袤乡村的消费与就业，是缩小城乡差距、推进共同富裕的主战场。县域稳，则大局稳；县域活，则全盘活。理解中国经济的韧性与潜力，必须从县域这个最深厚的基本盘读起。

中国县域的发展实践中，六种典型路径反复印证着同一逻辑——外资引领的昆山与太仓、民营驱动的晋江、市场驱动的义乌、都市圈辐射的长丰与肥西、资源深耕的神木与迁安、特色突围的仁怀与安溪，起点不同、赛道各异、禀赋迥异，却无一例外地走出了自己的路。这些路径背后，是三组可复制的"共性基因"。一是选对赛道。把比较优势转化为产业胜势，不贪多、不求全，一个县咬定一个主导产业，把"一县一业"做成"一县一品"，用产业链的纵深构筑竞争的护城河。二是做深服务。让政府从管理者变为合伙人，把制度供给转化为企业的真实获得感，用营商环境的确定性对冲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三是持之以恒。任何模式都不可能立竿见影，昆山用数十年完成从"拆笔记本电脑"到"拆人工智能"的进阶，义乌用四十余年把"鸡毛换糖"做成"全球数贸"，晋江用一代人的坚守把鞋服产业做到三千亿级。这六种模式也启示后来者：模式的优劣不在高低，而在适配——与自身禀赋咬合得越紧、执行得越坚决，道路就越宽广。成功没有"标准答案"，但把对的路走深、走久，是所有县域共同的成功密码。

面向未来，县域的使命不是"变成核心城市"，而是"成为更好的自己"。宜工则工、宜农则农、宜商则商、宜游则游，差异化、特色化是县域经济的"生存法则"。金寨把绿水青山经营成碳汇与零碳乡村，陇县把奶山羊做成百亿产业，古蔺把山地农业做成联农富农的引擎，安溪把一片叶子做成千亿品牌——每一条路都通向同一个方向：让县域在自己最有优势的赛道上把文章做足做透。与之相对，脱离禀赋的"追热点"、脱离比较优势的"大而全"，往往带来同质化的内卷与资源的浪费。县域之间不必互相模仿，更不必相互攀比，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千城一面"是县域发展最大的浪费，"百花齐放"才是县域经济最辽阔的图景。当每一座县城都找准自己的坐标、走稳自己的节奏，中国经济的底部就将被打磨得更加坚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县域篇章也将由此书写得更加生动。

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的"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16]，十二个字道出了县域经济的终极目标：产业要兴，县域要强，百姓要富，三者互为支撑、不可偏废。以兴业激活强县动能、以强县筑牢富民根基、以富民检验发展成色，正是县域高质量发展的完整闭环；而富民增收、让农民成为产业发展的合伙人，则是这一闭环的最终落脚点。县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最终要落到百姓可感可及的收入增长与生活改善上。县域的GDP是抽象的，而农民鼓起的钱包、村庄整洁的环境、年轻人回乡的身影，才是发展最真实的刻度。下一个十年，中国县域经济不会是"千县一面"的复制粘贴，而将是"百花齐放"的差异化绽放。每一条路都需要选对、走深、坚持——选对，是方向问题；走深，是定力问题；坚持，是恒心问题。这既是留给所有县域的时代考题，也是"县域强，则中国强"最坚实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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