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估报告

摘要

一、县域经济的战略分量

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本单元，更是中国经济的"压舱石"。按全国县域统计口径，全国共有1869个县域[1]，合计贡献了全国38.35%的经济总量[1]，承载75%以上的农业产值[1]、90%的粮食生产任务[1]，并为全国贡献48%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1]。头部县域的牵引作用同样突出：2024年千亿县数量增至62个[2]，其中昆山、江阴、张家港、晋江、慈溪、义乌、长沙县7个"超强县"GDP均超2000亿元[3]；百强县以约5%的县域数量贡献了县域26.5%的GDP[4]，区域格局呈东部67席、中部18席、西部12席、东北3席分布[2]。

政策层面对县域的重视持续升温。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明确提出"大力发展县域富民产业"[5]，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将"着力壮大县域富民产业"列为"四个着力"之首[6]，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提出"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7]。然而，县域经济长期缺乏一套超越GDP的综合性评价标尺——既有"量"的规模，又有"质"的成色；既有"当下"的实力，又有"未来"的潜力。这正是本报告要回答的核心问题。

二、CQDI五维评估框架的构建

国内已积累多套县域评价体系可供借鉴：赛迪百强县以GDP≥600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亿元的"双门槛"遴选，从经济实力、发展潜力、智造能力、城镇活力、富裕合力5大维度、35个指标综合评价[8]；壹城智库以五大维度及四十余项指标覆盖经济总量、创新驱动、城乡协调、生态质量、对外开放、民生福祉、安全底线等多元目标[9]；安徽从7个维度25项指标、以熵值法客观赋权评价县域发展[10]；广东构建"发展实力、发展活力、发展潜力"三维体系[11]；甘肃以5个方面25项指标（正向21项、逆向4项）对86个县按5类差异化考核[12]。

在此基础上，本报告构建了超越GDP的CQDI五维评价框架，从经济实力（规模与质量）、发展潜力（创新与后劲）、产业韧性（结构与抗压）、绿色底色（生态与降碳）、富民成效（收入与共享）五个维度刻画县域发展质量，坚持量质并重、五维一体、分类可比、动态可溯、数据可得五项原则；测算方法上以熵值法赋权并辅以主成分分析验证，分类评价参照主体功能区按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三类推进[13]。需要说明的是，CQDI框架为评价模型的设计基础，其指标构成与测算方法属于方法论设计范畴，具体赋权与测评由模型运行环节完成。

三、类型谱系与35个样本县画像

中国县域并非"千县一面"，可沿三条轴清晰分类：按功能定位分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三类[13]；按发展水平分超强县、千亿县、准千亿县、百强候选县、潜力发展县五级梯队[3]；按发展动力分外资源驱动、民营驱动、市场驱动、资源驱动、都市圈辐射、特色农业六种类型。

35个样本县的五维画像呈现出明显的梯队分化。经济实力上，昆山2024年GDP达5380.17亿元[14]、江阴5126.13亿元且人均GDP达28.70万元[15]，神木人均GDP达43万元[16]；富民成效上，义乌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88048元、稳居全国县级市第一[17]，当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0152元、保持安徽省县级第一[18]；绿色底板上，金寨森林覆盖率稳定在75%以上[19]，安溪拥有"一茶双世遗"[20]，陇县获"中国天然氧吧"称号[21]。全国层面，2024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为2.34[22]，工信部2024年度新培育国家层面绿色工厂1382家[23]。

四、六种典型发展模式

从样本县的实践可提炼出六种典型路径。外资引领型以昆山、太仓为代表，昆山以"拆解式招商"穿透分析细分产业、构筑开放型集群[24]，太仓集聚德资企业超560家、其中隐形冠军超60家[25]；民营驱动型以晋江、龙口为代表，晋江拥有超11万家民营企业、安踏2024年营收708.26亿元[26]；市场驱动型以义乌、慈溪、乐清为代表，义乌从"鸡毛换糖"到"全球数贸"、2025年中国小商品城成交额达3223亿元[27]，慈溪小家电约占全球市场60%[28]，乐清低压电气产品占全国市场份额65%以上[29]；都市圈辐射型以长丰、肥西、博罗为代表，长丰比亚迪基地从洽谈到签约仅23天、开工到整车下线10个月、2024年95万辆整车下线[30]，博罗2025年GDP达1005.45亿元成为广东首个千亿县[31]；资源深耕型以仁怀、安溪、迁安为代表，仁怀2025年GDP突破2000亿元、规上白酒企业总产值1177.19亿元[32]，安溪铁观音品牌价值1443.07亿元[33]；特色突围型以涟水、古蔺、金寨、陇县为代表，涟水从贫困县成长为全国百强县第86位[34]，古蔺通过"2+3+8"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带动2.5万农户年均增收3000元以上[35]，金寨完成全国水土保持碳汇项目成交总价最大的交易[36]。

五、十大共性命题与政策启示

无论哪种模式，县域都绕不开产业、人口、创新、绿色、招商、债务、治理、城乡、区域、信心十道"必答题"：如何从"一业独大"走向"多元支撑"，如何在虹吸效应下留人用人，如何突破县级创新能级"天花板"，如何在"守绿"与"用绿"间平衡，如何从"血拼式"招商转向差异化竞争，如何过好县域财政"紧日子"，如何从"管理型政府"迈向"服务型政府"，如何让农民分享发展红利，如何避免"千县一面"，如何从"花钱买榜"走向"实干兴县"。

面向2030年，政策供给需要从"经验驱动"转向"工具化运作"：一是分类施策，按主体功能区定位和县域类型实施差异化考核与支持[13]；二是产业培育，以产业链招商、资本招商、场景招商取代"捡到篮里都是菜"[24]；三是优化营商环境，让"股东式服务""跨域通办"成为标配[31]；四是创新驱动，围绕链主企业构建产业创新生态[30]；五是绿色转型，以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把"环保负担"变成"绿色竞争力"[36]；六是富民增收，以联农带农机制让农民成为产业发展的"合伙人"[35]；七是风险防控，守住债务、生态、安全、民生四条底线。

六、结论

县域经济不是大国叙事的"配角"，而是中国经济的"基本盘"。没有县域的强健，就没有中国的强健。县域经济的成功没有"标准答案"，但有"共性基因"——选对赛道、做深服务、持之以恒；县域的未来不是"变成核心城市"，而是"成为更好的自己"。"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7]，产业要兴、县域要强、百姓要富，三者不可偏废。下一个十年，中国县域经济将不是"千县一面"的复制粘贴，而是"百花齐放"的差异化绽放——每一条路都走得通，但每一条路都需要"选对、走深、坚持"。

引言：从“个案”到“体系”——县域经济的时代之问

在中国经济的地理版图上，县域是数量最多、分布最广、差异最大的行政层级。按全国县域统计口径，全国共有1869个县域[1]，它们合计贡献了全国38.35%的经济总量[1]，承载了全国75%以上的农业产值[1]，承担着90%的粮食生产任务[1]，并为全国贡献了48%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1]。超过三分之一的经济总量、接近一半的规上工业、绝大部分的粮食生产，都发生在"县"这一行政层级之上。县域经济早已不是国民经济版图中的"边角料"，而是承载增长、稳定就业、保障粮食与产业安全的基本盘，是理解中国经济结构绕不开的"底座"。

县域不仅是生产的底盘，也是需求的空间。1869个县域构成的广阔腹地[9]，既是消费升级的蓝海，也是扩大内需的战略纵深。当城市市场的增量空间趋于收窄，县域市场正成为消费品企业、金融机构与产业资本竞相布局的新战场。理解县域，不能只看其"产出"，还要看到其"吸纳"——它同时容纳着规模庞大的就业人口与日益活跃的消费需求，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毛细血管"。生产与需求的双重身份，使县域在任何宏观判断中都占据不可替代的位置。

然而，与县域经济不断加重的战略分量相比，衡量县域发展的标尺却长期停留在GDP等单一指标之上。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2]，把县域置于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的战略枢纽位置。"兴业、强县、富民"三重目标的叠加，意味着仅凭GDP数字远不足以刻画县域发展的全貌：GDP度量的是规模之"大"，却测不出结构之"优"、动能之"新"、生态之"绿"与民生之"暖"；GDP描述的是当期之"量"，却难以反映未来之"势"与居民之"感"。一套超越GDP、兼顾发展与共享、横跨实力与潜质的综合性评价标尺，由此成为县域经济研究的时代之问。

体量的跃升正在为这一命题标注时代注脚。2024年，全国千亿县数量增至62个[3]，较上年净增3个[3]；经济参考报的报道亦交叉印证了千亿县扩容至62个的判断[4]。在头部梯队，昆山、江阴、张家港、晋江、慈溪、义乌、长沙县7个县域[5]GDP均突破2000亿元[5]，其经济体量已足以比肩部分地级市。榜单评价亦在同步升级：2025年赛迪百强县设置GDP不低于600亿元[6]、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不低于20亿元[6]的双重门槛，并以经济实力、发展潜力、智造能力、城镇活力、富裕合力5大维度[7]、35个指标[7]对县域进行综合评价。从"百强县"到"千亿县"再到"超强县"，县域经济已从"拼规模"迈向"拼质量"，而"质量"恰需综合标尺加以度量。

县域经济贡献结构

数据来源：壹城智库《中国县域高质量发展报告2025》。[1]

这组数据直观呈现了县域在国民经济中的"四重身份"：它是经济总量的贡献者，以不足四成的统计单元覆盖了38.35%的产出[1]；它是农业的承载者，75%以上的农业产值[1]决定了粮食与农产品的安全底线；它是粮食安全的守护者，90%的粮食生产任务[1]压在县域肩上；它是工业的底盘，48%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1]扎根县域。四重身份叠加，说明县域并非单一功能的"农业县"，而是集生产、供给、保障于一体的复合体。这也意味着，任何单一指标都难以完整度量县域的价值，综合评价体系的构建因此不仅是学术选择，更是治理需要。

之所以在当下提出"县域经济的时代之问"，与三重时代变量有关。其一，增长极的成色之变——千亿县从屈指可数到群体涌现，标志着县域头部力量的质变，评价工具必须随之更新。其二，政策的聚焦之变——从"县域富民产业"[13]到"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2]，中央一号文件连续聚焦县域，政策供给进入密集期，需要评价体系为政策效果提供刻度。其三，研究的范式之变——单县个案的叙事已难以支撑决策需要，亟需一套可比较、可积累的体系化方法。三重变量叠加，使"构建超越GDP的综合评价标尺"不仅是学术命题，更是政策议题与治理课题。

体量之问的背后，是更根本的方法论之问。如何构建一套超越GDP的评价体系，把县域高质量发展的成色与可持续性真正"测量"出来？当把35个样本县置于同一把标尺之下，它们会呈现怎样的类型谱系，是"千县一面"还是"和而不同"？在类型分化之中，有哪些被实践反复证明行之有效的典型发展模式，各自的适用条件又是什么？面向2030年，县域还普遍面临哪些绕不开的共性命题，需要怎样的政策选择？这四个问题相互嵌套：评价体系提供度量工具，类型谱系提供认识框架，模式提炼提供规律发现，政策启示提供行动路径。

过去相当长时期，对县域经济的观察多停留在个案叙事层面：一个县的崛起被当作"新闻"，一组县的经验被当作"故事"，却鲜少被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加以提炼。个案固然鲜活，却难以回答"普遍规律何在"。本报告尝试完成一次方法论的升级：从"个案"走向"体系"，以1869个县域[1]为总体背景，聚焦35个样本县的深度研究，借助评价模型、类型学、模式提炼与政策启示四种方法工具，把分散的县域经验整合为可检验、可比较、可推广的知识体系。这既是研究视野的扩展，也是分析方法的自觉。

为何以35个县域作为样本规模？这基于研究效度与可行性的平衡。样本太少，难以覆盖县域的类型多样性，规律提炼缺乏足够的经验支撑；样本太多，则难以做到逐县深度画像，研究的颗粒度将被稀释。35个样本的规模，恰能在"横向可比"与"纵向深入"之间取得平衡：每个样本都值得一份有数据、有深度的完整画像，全部样本又能支撑起类型谱系与模式提炼的统计基础。样本选择本身，即体现了一种方法自觉——既尊重县域的个体差异，又不放弃对共性规律的追寻。

四种方法工具各有分工、彼此衔接。评价模型是"度量衡"——本报告构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估模型（CQDI），把实力、潜力、韧性、绿色、富民等维度转译为可量化、可比较、可追踪的指标测量，为"高质量发展"给出统一刻度；类型学是"坐标系"——按功能定位、发展水平、增长动力等轴线对县域分类，把千差万别的县域归入清晰类型网格，避免以偏概全；模式提炼是"发现器"——依托35个样本县的多维画像，从个案事实中归纳具有普遍解释力的典型路径，让零星经验连点成线；政策启示是"路线图"——把共性规律转译为分类施策的行动建议，回答不同县域"该往哪走、该怎么干"。先立标尺，再分类型，继而提模式，最终出政策，四种工具构成一条完整的分析链路。

归根结底，本报告要回应的，是县域经济一个长期悬而未决的命题：体量与标尺如何匹配。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本盘，却长期缺乏超越GDP的综合评价标尺；当千亿县不断扩容、超强县持续涌现，把县域能级推向新高度，当"兴业、强县、富民"把政策焦点引向县域，构建综合评价体系、认识类型谱系、提炼发展模式、研判共性命题，便成为时代赋予县域经济研究的分析任务。循着这一任务，县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将不再停留于经验判断，而有了可度量、可比较、可改进的科学基础。

第一章 县域经济的时代方位：从“压舱石”到“增长极”

1.1 县域经济的战略地位

理解县域，首先要承认一个基本事实：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压舱石"。全国1869个县域[1]贡献了38.35%的经济总量[1]、48%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1]；从总量口径看，县域经济占全国经济总量约四成[8]。这意味着，全国每创造10元GDP，约有4元来自县域[8]；每两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就有接近一家扎根县域。当外部环境波动、增长动能切换时，县域作为产业底盘与就业承载区，发挥着稳定基本盘的"压舱"功能。这种压舱功能不是静态的存量，而是持续生长的增量来源——县域经济的每一次结构调整，都牵动着国民经济整体运行的稳定性。

更进一步看，县域还是产业的"蓄水池"。百强县以约5%的县域数量[10]，贡献了县域经济整体26.5%的GDP[10]；以全国约2%的土地面积[10]和7%的人口[10]，创造了超过10%的GDP总量[10]。这两组数据揭示了县域产业的两种属性：一方面，头部县域以极小的资源占用撬动超比例的产出，是产业效率的高地；另一方面，广大县域承接大中城市产业转移与要素外溢，是产业链条向纵深延展的蓄水空间。产业的"蓄"与"放"，使县域成为连接城市群与乡村腹地的关键枢纽——城市群提供创新源头，县域提供制造承载与市场纵深，二者在产业分工中相互成就。正是这种"上承城市、下启乡村"的枢纽位置，使县域在扩大内需、畅通循环中的战略价值持续抬升。

县域还是就业与民生的"稳定器"。作为连接城乡的中间层级，县域集聚了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与县域工商业，为农业转移人口提供了就近就地就业的空间。县域经济的活跃程度，直接关系到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承接能力、县域居民收入的增长潜力以及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可以这样说：城市解决的是"高线"问题，县域解决的是"底线"问题——粮食安全、就业兜底、生态涵养、基本民生，都依赖县域这一层级的稳定运转。县域稳，则基层稳；县域强，则底盘强。

从政策端看，县域正从"被忽略的基层"上升为"被聚焦的重点"。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大力发展县域富民产业"[13]，把县域产业纳入国家乡村振兴的战略部署，并明确提出支持大中城市疏解产业向县域延伸、推动形成"一县一业"的发展格局。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以"两个持续、四个着力"框架部署乡村全面振兴，"着力壮大县域富民产业"位列四个着力之首[14]，被视为推进城乡融合的连接器、促进农民增收共富的关键一招[15]。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提出"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2]，将县域从单项产业发展升级为"兴业—强县—富民"的系统工程。政策定位的层层加码，折射出决策层对县域战略地位的再认识：县域不仅是"三农"工作的主战场，更是扩大内需、促进城乡融合、稳定增长的战略纵深。从"富民产业"到"一体发展"，政策语汇的演变背后，是县域从"配角"走向"主角"的角色转换。

1.2 "千亿县"扩容与县域能级跃升

县域能级的跃升，最直观地体现在头部县域的规模扩张上。据经济日报统计，全国百强县经济规模由2015年的7.4万亿元[10]增至2023年的12.6万亿元[10]，十年间增长约70%[10]，增速明显快于同期全国GDP的整体增速。更值得注意的是效率指标：百强县以约占全国5%的县域数量[10]、2%的土地面积[10]和7%的人口[10]，贡献了全国逾10%的经济总量[11]。以远低于平均的资源占用，撬动远超平均的产出份额，头部县域的"以小博大"，正是县域成为新增长极最有力的证据。

百强县经济规模十年变化（万亿元）

数据来源：经济日报。注：公开口径披露2015年与2023年两个观测点。[10]

千亿县是观察县域能级最直观的窗口。2024年，全国千亿县数量增至62个[3]，较上年净增3个[3]；GDP超900亿元[3]的"准千亿县"达到21个[3]、800亿元以上的县域[3]超过100个[3]。经济参考报的报道亦交叉印证了千亿县扩容至62个[4]的判断。换言之，在62个千亿县[3]之外，还有21个县域[3]已经站在千亿门槛的边缘，超过100个县域[3]具备冲击更高能级的体量基础。千亿县的群体性扩容，叠加准千亿县的持续跟跑，意味着县域头部力量正在从"个别突围"走向"成片隆起"，县域经济作为"增长极"的属性日益凸显。这种由点及面的能级跃迁，与十年前"千亿县屈指可数"的格局已不可同日而语。

千亿县的群体性扩容，其意义不止于数字本身。其一，它意味着县域经济的"规模效应"正在形成——当一批县域经济体量突破千亿，产业集群、要素集聚与公共服务的规模经济开始显现，县域不再只是"小而散"的发展单元。其二，它意味着增长动能的"多点开花"——62个千亿县[3]分布在不同区域、依托不同产业类型，说明县域增长并不依赖单一模式，而是多元路径并行。其三，它意味着区域格局的"动态调整"——每年都有新的县域跨入千亿门槛，也有县域实现位次跃升，这种动态性为后发县域提供了可追赶的示范与激励。规模、动能与格局的三重变化，共同构成了县域从"压舱石"迈向"增长极"的内在机理。

区域格局同样耐人寻味。2024年千亿县的分布呈现鲜明的区域梯度：东部67个[3]、中部18个[3]、西部12个[3]、东北3个[3]，这一格局在2025年百强县榜单中同样成立——东部67席[6]、中部18席[6]、西部12席[6]、东北3席[6]。东部县域凭借制造业集群、开放型经济与城市群辐射，占据了千亿县的绝大多数席位；中西部县域则依托省会城市辐射与特色资源禀赋，实现了单点突破；东北县域受产业结构转型阵痛影响，千亿县数量相对有限。区域分布的非均衡，既反映了发展阶段与资源禀赋的差异，也为分类施策提供了现实依据——不同区域的县域，面临的机遇约束各不相同，需要的发展路径也应各有侧重。

2024年千亿县区域格局（个）

数据来源：赛迪顾问《2025中国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3]

进一步看头部县域的位次结构。2025年百强县前十名中，江苏独占6席[5]，昆山、江阴、张家港等县域长期稳居前列；长沙县位列百强县第10位，是中西部唯一进入全国十强的县域[12]。江苏的"集团化"领先与长沙县的"单点突破"，共同勾勒出县域能级跃升的两条路径：一条依托制造业集群与开放型经济的规模叠加，昆山、江阴等县域以嵌入全球产业链关键环节实现持续攀升；一条依托内陆省会辐射与特色产业的错位崛起，长沙县借助长沙都市圈的产业外溢与工程机械、汽车等优势产业实现逆势进位。路径虽有不同，指向却高度一致——县域已从国民经济的"压舱石"成长为带动区域增长的新"增长极"。能级的跃升同时意味着责任与要求的提升：当县域的经济体量逼近甚至超过部分地级市，治理能力、发展质量与民生成色能否同步跟上，便成为新的课题。

规模跃升的背后，是发展质量的同步演进。衡量县域能级，不能只看经济总量的绝对值，还要看结构、看效率、看可持续性。头部千亿县之所以能长期领跑，靠的不是规模的单兵突进，而是产业集群的纵深、创新要素的集聚与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当一批县域从"千亿"迈向更高量级，其增长逻辑已从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从规模扩张转向质效提升。能级的跃升，最终要落在产业结构升级、居民收入增长与生态环境改善等更具体的维度上，而这些维度恰恰是单一GDP标尺难以涵盖的。

1.3 从"个案"到"体系"的研究升级

能级跃升的图景，最终要落到具体的县域实践上。本报告选取35个县域作为深度研究对象，其价值至少体现在三个层面。其一，样本的多样性——35个样本覆盖东部沿海、中部腹地、西部边疆与东北老工业区，兼有工业强县、农业大县、资源富县、文旅名县等不同类型，为类型学分析提供了充分的经验素材。其二，样本的典型性——样本中既有昆山、江阴等头部千亿县，也有处于爬坡期、转型期的成长型县域，能够呈现县域发展的完整光谱。其三，样本的实证性——35份县域个案构成一座"田野素材库"，每一个案都是评价模型与模式提炼的检验样本，避免了研究悬于概念、脱离实际的空转。个案不是孤立的记录，而是支撑整个分析体系的"经验地基"。

"点"与"面"的关系，是本研究方法论的核心。单看一个县，经验再成功也难免是"孤例"；单看宏观总量，数字再恢弘也难以下沉为具体路径。本报告的处理方式是"以面定位、以点证面"：以1869个县域[9]的总体数据划定时代的坐标，以35个样本县的深度画像检验普遍规律。个案不再是孤立的"故事"，而是整个类型谱系中的"观测点"；总量也不只是抽象的数字，而是由无数县域实践汇聚而成的"基本面"。点面结合，既保证了规律的实证基础，也保留了经验的鲜活质感。这一处理方式，既规避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碎片化，也规避了"只见森林不见树木"的空洞化，是理解县域经济"既有个性又有共性"的正确打开方式。

为什么选择"样本+模型"的路径而非全景罗列？根本原因在于，县域数量庞大、差异悬殊，任何全景式描述都难免浮于表面，而模型的引入则提供了一套可重复、可检验的共性提取机制。评价模型把35个样本放在同一把标尺上测量，类型学把散落的样本归入同一坐标系定位，模式提炼从样本差异中寻找可复制的规律。样本提供"经验质料"，模型提供"分析框架"，二者结合，才能从个案中提炼出真正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这正是本研究区别于单县案例汇编、也区别于宏观总量分析的方法论自觉。换言之，本报告追求的不是"讲好每一个县的故事"，而是"找出县域发展背后共通的道理"，让35个"个案"在统一的"体系"中获得解释。

需要强调的是，"样本+模型"并不意味着用数字取代故事、用模型淹没差异。恰恰相反，模型的刻度越统一，越需要个案提供鲜活的解释；样本的画像越深入，越能为模型的维度校准提供依据。评价模型回答"高与低"，个案研究回答"为什么高、为什么低"；类型学给出"类的位置"，模式提炼给出"类的路径"。四者之间不是单向的"输入—输出"，而是双向校准、循环迭代的关系：个案中涌现的新事实可以修正模型的维度与权重，模型揭示的差异可以引导个案研究的深入方向。这种"数据—经验"的双向互动，是本研究区别于纯量化排名与纯质性叙事的关键所在。

至此，县域经济的时代方位已然清晰：它已从国民经济"压舱石"成长为新的"增长极"，千亿县群体性扩容、头部县域能级跃升、政策定位层层加码。但能级的跃升也带来新的追问——当GDP不再是衡量县域的唯一标尺，当"增长极"的成色需要以结构、潜力、韧性、绿色与富民等维度来综合衡量，一套统一、可比较、可复用的评价模型便呼之欲出。把能级优势转译为可度量的发展成色，正是县域经济研究从"看见"走向"度量"的关键一步。

第二章 指数构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模型（CQDI）

县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既有"量"的扩张，更有"质"的跃升。GDP规模能够刻画经济总量的"体量"，却难以呈现发展质量的"成色"——两个经济体量相近的县，可能在创新活力、产业韧性、生态底色与富民水平上相去甚远。因此，需要在GDP之外构建一套综合性评价标尺，把发展质量纳入县域比较的统一视野。国内对县域经济的评价已积累多套可借鉴的框架，在系统梳理其经验与不足的基础上，构建"经济实力、发展潜力、产业韧性、绿色底色、富民成效"五维一体的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模型（County Quality Development Index，简称CQDI），为在全国1869个县域[1]的尺度上比较发展质量差异提供统一坐标。评价的目的不是为县域"排座次"，而是为看清差距、找准方向、引导改进提供一把可比的标尺。

2.1 现有评价体系的借鉴与反思

主流评价框架梳理。国内对县域经济的综合评价已形成多套代表性框架，覆盖不同区域尺度与政策导向，为构建全国统一的评价模型提供了方法参照。

赛迪百强县评价。赛迪顾问的百强县评价体系从经济实力、发展潜力、智造能力、城镇活力、富裕合力5大维度[2]设置35个指标[2]，并以GDP不低于600亿元[2]、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不低于20亿元[2]作为入围"双门槛"。

壹城智库县域评价。评价模型设5大维度[1]、40余项指标[1]，覆盖经济总量、创新驱动、城乡协调、生态质量、对外开放、民生福祉、安全底线等多元目标[1]，对全国1869个县域进行总体评价[1]。

安徽县域评价。从经济发展、创新驱动、城乡融合、绿色转型、对外开放、生活品质、社会治理7个维度[3]设置25项指标[3]，采用熵值法客观赋权[3]；2024年安徽59个县（市）[3]GDP合计23935亿元[3]、占全省47.3%[3]。

广东县域评价。建立"发展实力、发展活力、发展潜力"三维评价体系[4]，立足经济规模、产业质效、内生动力、创新潜力、民生保障、绿色发展六大维度评估[4]；2026年发布的综合发展力评价中，居前五位的县域依次为博罗、四会、普宁、惠东、高州[4]。

甘肃县域评价。从经济发展、创新驱动、城乡融合、绿色生态、风险防控5个方面[5]设置25项指标[5]，其中正向指标21项[5]、逆向指标4项[5]；全省86个县[5]按5类差异化考核[5]。

主流县域评价体系指标规模对比

注：柱值为各评价体系公开文件口径的指标数量，壹城智库为"40余项"[1]。数据来源：赛迪顾问、壹城智库、安徽日报智库联盟、甘肃省人民政府。

从指标规模看，各套体系均以数十项指标构成评价集合，兼顾了覆盖度与可操作性；从维度设计看，经济实力类维度是共同底座，创新、生态、民生类维度则各有侧重。这些框架为CQDI提供了两方面基础：一是维度化的评价思路，把抽象的发展质量拆解为可观测的维度与指标；二是"规模+门槛"的筛选逻辑，用于识别县域能级。同时，其短板也提示CQDI需要在覆盖中小县域、平衡规模与质量、统一分类口径上作出针对性改进。

逐套审视，各体系的优势与局限并存。赛迪百强县评价以5大维度[2]、35个指标[2]搭建起"规模+门槛"的识别框架，工业导向鲜明、能级识别能力强，但600亿元GDP[2]与20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的"双门槛"将绝大多数县域挡在门外，评价对象高度集中于头部县。壹城智库以5大维度[1]、40余项指标[1]实施评价，覆盖面最广，对1869个县域进行总体评价[1]，但指标设计以数据可得为边界，创新与生态类指标多采用间接代理，精细度受限。安徽以7个维度[3]、25项指标[3]构建省内评价，熵值法客观赋权增强可比性，但样本限于59个县（市）[3]，跨省推广仍有距离。广东将"发展潜力"单独成维，突出成长性考察，对生态约束与民生底色的着墨相对有限。甘肃以5个方面[5]、25项指标[5]区分正向与逆向指标，并对生态功能型县域的经济发展指标权重归零[5]，分类导向鲜明，但分类过细也使跨类横向比较的空间收窄。

现有评价体系的不足。对照高质量发展"量质并重"的要求，上述框架仍存在三方面共性短板。一是门槛设置将大量中小县域排除在外。赛迪百强县600亿元的GDP入围门槛[2]与20亿元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门槛[2]，使绝大多数县域难以进入评价视野，经济体量较小但发展质量突出的"小而美"县域得不到充分刻画。二是维度侧重规模与增速。多数框架中规模、增速类指标占比较高，对发展潜力、产业韧性、绿色底色与富民成效的权重相对不足，难以完整呈现发展质量的多元内涵。三是分类评价尚未形成全国统一标准。各地分类考核的类别设置与指标口径差异较大，跨省域的可比性受到限制，评价结果难以在同一坐标下横向展开。因此，CQDI在借鉴上述框架时，明确以"覆盖全部县域、兼顾规模与质量、统一分类口径"为改进方向，将"小而美"县域与"大而强"县域纳入同一套维度框架下进行分层观察。

进一步看，现有体系的不足根源于评价目的与样本范围的内在矛盾：赛迪类榜单服务于"识别头部、树立标杆"，天然需要设置门槛；而高质量发展评价服务于"覆盖全部、找出差距、引导改进"，必须把不同能级、不同功能的县域都纳入视野。评价对象从"百强"扩展到"全部县域"，要求指标体系从"规模优先"转向"量质并重"，这正是CQDI以五维一体覆盖全部县域的出发点。

从政策导向看，中央对县域发展的要求正从"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升"。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将"着力壮大县域富民产业"列为"四个着力"之首[31]，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提出"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32]。"兴业、强县、富民"三个关键词，恰好对应CQDI框架中发展潜力与产业韧性（兴业）、经济实力（强县）、富民成效（富民）的维度设置，为评价体系的构建提供了政策依据。

2.2 CQDI模型的构建原则

CQDI模型的构建遵循五项原则，使评价既覆盖发展质量的多维内涵，又具备可操作、可比较的现实条件。这些原则的提出，源于对现有评价体系长处的吸收与短板的修正，也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内涵一一对应。

量质并重。不以单一GDP规模论英雄，将发展质量置于与总量规模并重的位置：既看经济"块头"，也看结构、生态与民生的"成色"，在总量类指标之外同步纳入结构性、生态性、民生性指标，防止"唯GDP论"的单一导向。

五维一体。围绕经济实力、发展潜力、产业韧性、绿色底色、富民成效五个维度构建一体化框架，五个维度相互关联、互为支撑：实力是基础，潜力是后劲，韧性是保障，绿色是底色，富民是归宿，共同构成县域高质量发展的完整图景。

分类可比。结合县域功能定位实施分类比较，在同类型县域内部展开维度对比，避免把生态功能县与工业强县放在同一标尺下简单排序，提升跨县域比较的科学性。具体操作上，先按功能定位将县域归入相应类型，再在同类内部比较五个维度的相对表现，使"分类"与"比较"相互衔接。

动态可溯。评价指标与数据口径保持年度稳定，支持时序追踪；每次评价保留原始数据与计算过程，便于复核与回溯，使评价结果经得起检验。

数据可得。指标优先选取公开统计口径、可稳定获取的数据，减少对调研性、一次性数据的依赖，确保评价可重复、可推广。

五项原则中，量质并重与五维一体确立了评价的价值导向与结构骨架，分类可比、动态可溯与数据可得则保障了评价的技术可行性与落地性，共同支撑CQDI从"框架设想"走向"可操作标尺"。其中，数据可得是最具约束性的一条原则——指标设计得再完整，若无法稳定获取公开数据，评价便难以落地；以可得数据为边界逆向筛选指标，反而能保证评价的可持续性。

2.3 CQDI模型的指标体系

CQDI围绕五大维度设置观测指标，各维度5项、合计25项。该指标体量参照了安徽7个维度25项[3]、甘肃5个方面25项[5]等既有评价的规模设计，指标口径以官方公开统计为基础（框架设计，非测评结果）。从维度覆盖看，五维结构兼顾了增长动力、结构升级、风险抵御、资源环境与民生福祉，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要求相对应。各维度指标构成如下。

经济实力。该维度刻画县域经济总量规模与运行质量，设置5项指标：GDP总量，反映经济规模体量；人均GDP，反映产出效率与人均水平；GDP增速及其波动性，反映增长动能与运行稳定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及占GDP比重，反映财力规模与财政自给能力；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与工业投资占比，反映资本投入规模与结构。该维度是其他维度的物质基础，也是判断县域能否承担区域增长极功能的首要依据。测算口径上，GDP总量、人均GDP与增速采用县级统计年鉴现行核算口径，增速按不变价计算；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取地方级口径，占比以其与GDP之比衡量；固定资产投资与工业投资占比以统计公报口径为准，必要时作同口径追溯调整。

发展潜力。该维度刻画县域面向未来的成长空间，设置5项指标：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比，反映新兴动能培育水平；R&D经费投入强度，反映创新投入强度；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密度，反映创新主体集聚程度；人口净流入率与城镇化率提升幅度，反映人口吸引力与城乡结构演进；投资潜力，反映重大项目与产业投资的接续能力。潜力类指标着眼未来，是评价县域能否持续领跑或实现赶超的关键变量。测算口径上，战略性新兴产业占比、R&D经费投入强度与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密度的县级公开程度不一，评价将优先采用省级科技、工信部门发布的县域口径，缺失时以地市或省级占比作参照并注明口径；人口净流入率由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差测算，城镇化率提升幅度以统计公报为准。

产业韧性。该维度刻画县域产业体系抵御冲击、自我修复的能力，设置5项指标：产业结构多元化程度（以赫芬达尔指数衡量），反映产业分散度与抗单一行业波动能力；主导产业增加值占比，反映特色产业集群的支撑作用；产业链完整度与本地配套率，反映产业链本地闭环程度；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反映工业基础厚度；出口依存度，反映外部市场敞口与风险暴露水平。韧性类指标关注县域在外部冲击下的恢复能力，是对"规模论"的重要补充。测算口径上，赫芬达尔指数依据县域分行业增加值或营收数据计算，主导产业占比取县域"一县一业"主导集群口径；产业链完整度与本地配套率以园区调研与部门统计为主，规上工业企业数量以统计口径为准，出口依存度由出口额与GDP之比衡量。

绿色底色。该维度刻画县域资源环境约束下的可持续发展水平，设置5项指标：单位GDP能耗，反映能源利用效率；PM2.5年均浓度与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反映大气环境质量；森林覆盖率，反映生态本底状况；再生水利用率与一般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反映资源循环利用水平；国家级绿色工厂与绿色园区数量，反映绿色制造体系建设进展。绿色类指标将生态约束纳入评价视野，体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导向。测算口径上，单位GDP能耗由能源消费量与GDP之比计算，PM2.5年均浓度与空气质量优良天数以生态环境部门监测数据为准，森林覆盖率以林业部门年度公布值为依据，再生水与固废利用率、绿色工厂园区数量分别以住建、工信部门口径为准。

富民成效。该维度刻画县域发展的民生获得感，设置5项指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及增速，反映居民收入水平与增长；城乡居民收入比，反映城乡均衡程度；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反映农民增收实效；每万人口卫生技术人员数，反映公共服务供给能力；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人均消费支出，反映消费能力与生活品质。富民类指标是发展质量的最终落脚点，直接回应县域居民的可感可及获得感。测算口径上，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及增速、城乡收入比、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均取自统计公报，每万人口卫生技术人员数以卫生健康部门年报为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人均消费支出以统计口径为准，城乡收入比按适度均衡方向处理。

需要指出的是，五大维度的相对重要性在不同功能类型县域之间并不相同：城市化地区的评价重点在实力与潜力，农产品主产区的评价重点在富民与绿色，重点生态功能区的评价重点在绿色底色与生态价值转化。因此，CQDI在分类比较框架下，允许按县域功能定位对维度权重作适度差异化设置，以体现"一把尺子分类型、一把尺子比同类"的设计逻辑。

CQDI五维指标体系指标分布

注：CQDI框架设计，非测评结果；各维度指标数为本报告框架设定，指标口径基于公开统计体系。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各维度的指标构成为CQDI的框架设计，本报告不对全国县域运行实测打分；评价正式落地时，将依据上述口径采集官方公开数据，按统一方法赋权，输出维度对比与梯队划分结果。指标体系保持开放，随统计口径完善与数据可得性提升可动态调整。

从指标属性看，CQDI的框架指标可进一步分为规模类、结构类、效率类与民生类：规模类指标反映总量与财力，结构类指标反映转型方向，效率类指标反映资源利用水平，民生类指标反映发展归宿。四类指标在五个维度间交叉分布，共同构成对县域高质量发展的多角度刻画。这一设计的实质，是把"发展为了谁、依靠什么、如何持续"三个问题落到可统计、可追踪、可比较的观测点上。

在指标进入计算之前，还需统一处理量纲与方向问题：规模类指标越大越好，能耗类指标越小越好，城乡收入比则以适度均衡为佳。因此，评价需要对原始指标进行同向化与无量纲化处理，再进入赋权与合成环节，确保不同维度、不同单位的指标可以在同一坐标系下合成。

2.4 测算方法与数据来源

赋权与验证方法。CQDI采用"熵值法赋权+主成分分析验证"的测度思路。熵值法根据指标观测值的离散程度确定权重，信息熵越小的指标对县域差异的区分度越高、赋权越大，可有效避免主观赋权的偏差；主成分分析用于对维度结构进行稳健性检验，验证五大维度能否有效刻画县域发展质量的多元差异。熵值法以信息熵确定权重，客观性较强，适合多维面板数据的无量纲化处理；主成分分析通过降维检验各维度对总体差异的解释程度，两者结合形成"客观赋权+结构验证"的双重保障。熵值法已在省级评价中得到实践印证——安徽县域高质量发展评价即采用熵值法客观赋权[3]。需要强调的是，CQDI为框架设计，本报告不运行实测赋权与打分，仅提供方法路径与指标口径。

从数据可得性看，县域公开数据的颗粒度呈梯度分布：GDP、财政收支、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居民收入等核心指标已普遍纳入县级统计年鉴与统计公报，数据质量较高；战略性新兴产业占比、R&D经费投入强度、产业链本地配套率等指标县级公开程度不一，需依托省级部门发布或专业机构测算，缺口相对明显；单位GDP能耗、PM2.5浓度、空气质量优良天数等绿色指标以生态环境部门监测数据为准，覆盖县域的比例逐年提高。因此，评价坚持"优先可得、同类可比"的指标取舍原则，对暂缺数据的指标以相近口径替代或定性补充，并据实标注数据年份与口径说明。

分类比较的口径。CQDI的评价结果将结合主体功能区定位分类呈现，避免不同功能类型县域在同一标尺下简单排序。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四类区域[6]，并实施差异化绩效考核[6]；山西对96个县（市）[7]按重点开发、农产品主产、重点生态功能及市辖区4类分类考核[7]，均表明分类比较是县域评价落地的重要前提。广东县域经济综合发展力评价亦将县域置于珠三角与粤东西北的区域格局中考察[4]，反映主体功能区视角在省级评价中的落地。CQDI将县域按功能定位归入相应类型，在同类型内比较维度表现，以提升跨县域可比性。分类比较并非降低标准，而是在同类之间比出高下，使评价既有横向参照、又有纵向标尺。

查看完整版 / 在线阅读本报告 →